汉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达到高峰，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交往密切，络绎不绝的使者、商人、僧侣来到中国，带来了异域的物种、新奇的知识、不同的信仰。各种文明通过人的接触，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促进了丝路沿线多元文明的交流融合。因此，丝绸之路不仅是通商易货之道，也是物产流通之路、知识交流之路、信仰融合之路。 一、丝绸之路上物产的交流 早期研究者如薛爱华、劳费尔、向达、张星烺等人对丝绸之路上的物产交流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①。石云涛对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的动植物、器物、工艺技术、艺术、宗教等作了全面的探讨，韩香的两部专著讨论了汉唐时期中亚和波斯传入中国的物种及工艺品，同时也探讨了中国的丝绸、铁器、瓷器等对中亚、波斯的影响②。因此，学术界对丝绸之路上物产的相互传播交流已经有较深入的认识。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丝绸之路上的物产交流及其对中外社会生活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汉与西域的联系，其后使者、商人络绎不绝。“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1]3170，形象地展现了汉代丝绸之路上使者相望于道的景象。汉代以前，从大宛以西到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2]3896。随着交往的加深，中国丝绸大量流入西域。汉朝向西域派出使者一般都携带大量丝织品，对于来到汉朝的西域使者也会回赐大量丝绸。如《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1]3168；《汉书·西域传下》记载元康元年(前65)龟兹王来汉朝朝贺，汉宣帝赐以“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2]3916，这里的绮绣、杂缯都是丝织品。东汉建武十七年(41)，莎车王“遣使奉献”，赐“车旗、黄金、锦绣”[3]2923。 除了官方的赐予和赠送，民间商贸活动中丝绸也是丝路贸易中最受追捧的商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1]2994，《汉书·西域传下》载“渠梨，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2]3912，乌孙以西各国都热衷于获取丝绸，汉朝使者到了当地“非出币、帛不得食”[1]3173。为了获得丝绸，西域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商胡贩客，日款塞下”[3]2931。斯坦因在玉门关考察时发现一块没有染色的丝绸，上面写有早期贵霜王朝的婆罗米文字，季羡林根据该丝绸用婆罗米文标识，且用印度俗语作为长度单位，认为其主人可能是到中国贩丝的印度人[4]201。玉门关以西的楼兰LB墓地也出土了东汉时的锦(编号MB2：37)，上面有佉卢文书写的“频婆·室利诃陀之锦(价值)百钱”[5]69。此外，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北部的帕尔米拉古城曾是罗马帝国东部的贸易中心，出土了大量来自中国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应该是西汉末年到东汉时期产于中国后输出的[6]201。 罗马帝国是丝绸消费的终端，罗马贵族为了追求丝绸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罗马史学家赫罗迪安(170-240)记载当时的皇帝安东尼“鄙视所有的罗马或希腊织物，他所提出的理由是这些织物所使用的羊毛都是不值分文的东西，他仅仅看重于赛里斯人的织物”。菲罗斯特拉(170-250左右)也说：“丝绸来自赛里斯人中，我们对所有这些东西的酷爱超过了自己的土产。”[7]60-61 罗马的生丝进口是被波斯垄断的。东汉时，“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大秦)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3]2920。《魏略·西戎传》记载三国时，大秦国“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8]340。由于波斯的垄断地位以及长途转运贸易的特点，丝绸到了罗马，价格就非常昂贵了。据说奥勒留时期，罗马市场上的上等丝绸每磅值1磅黄金[9]61。302年，戴克里先颁布最高限价法令，规定原丝每磅12000银币，与1磅金丝等值，丝价仍然与黄金相当[10]70。丝绸价格昂贵，导致罗马大量黄金外流，老普林尼说，当时罗马“每年至少有一亿枚罗马银币被印度、赛里斯国以及阿拉伯半岛夺走”[7]12。 丝绸是上流社会专享的奢侈品，但丝绸对罗马社会的影响远不止于社会上层。由于丝绸贸易的暴利，丝绸商人获得了巨大财富，与丝绸贸易相关的航运业也获得了高额利润，许多城市因此发展起来，如亚历山大里亚是连接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半岛的港口城市，在丝绸贸易中发展成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美索不达米亚的市镇巴特纳“是大批富商们居住的地方，在每年的九月初，各种级别的商人们都成群结队地赶来参加商品交易会。这一城市每年都举办交易会以采购印度人和赛里斯人向那里发来的商品”[7]69。由于丝绸的传入，拜占庭帝国时期的纺织品生产是仅次子农业的重要经济部门，各大城市中与纺织业有关的行会是所有行会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包括贩运丝绸者、丝和布匹印染者以及在叙利亚从事原料和精纺品贸易的商人[11]251。由于丝绸贸易的扩大，追求丝绸的风气逐渐蔓延到社会普通民众。生活在4世纪的马尔塞林说：“从前，这种布是为贵族阶级专用的，但今日最低贱者也毫无分别地用于穿戴了。”[7]72 文明的交流是双向的，丝绸的流通与传输也是如此。罗马在获得中国的生丝后将其拆解并重新织造、染色，成为新的产品。《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国“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8]344-345，《后汉书·西域传》也记载大秦国特产中有“杂色绫”[3]这样的丝织品。据记载，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所穿的丝绸也是将中国丝绸分拆后重新加工制作的，使其薄透可见[12]63-64。萨珊波斯时期，苏萨、军地沙普尔和胜苏萨等地都有专门的作坊进口生丝并创造纹样重新织造[13]235。波斯所产的“波斯锦”是最著名的异域丝织品，5世纪左右传入中国。《梁书·诸夷传》记载滑国于梁普通元年(520)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在吐鲁番哈拉和卓90号墓出土的5世纪阚氏高昌文书《高昌□归等买鍮石等物残账》中也出现了“钵(波)斯锦”[14]24，此外，《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孝恣随葬衣物疏》提到“故波斯锦十张”[14]60。除了波斯锦传入中国，波斯锦的织造技术也对中国的丝织技艺产生了影响。隋开皇年间，“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踰所献者”[15]1596。何稠吸收波斯的织造手法，织造出了超过波斯锦的丝织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