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2年，回纥与葛逻禄、拔悉密起兵推翻了后突厥汗国，于744年建立回纥汗国，汗廷设于鄂尔浑河流域乌德鞬山。在漠北回鹘时期，尤其是回鹘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后，英义可汗(牟羽可汗)正式皈依摩尼教，摩尼教成为回纥汗国整个部族的宗教，由此摩尼教盛极一时。788年，武义天亲可汗上表唐朝请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1]16-38。840年，回鹘西迁天山南北后，摩尼教还继续传播了一段时间，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摩尼教遗存分布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柏孜克里克、胜金口、吐峪沟等遗址，主要遗迹可分为寺院建筑、壁画、细密画、旗幡、绢画、写本等几类。吐鲁番发现的许多细密画、粟特文和回鹘文摩尼教写卷就是很好的证明。10世纪中叶后，摩尼教逐渐被“儒释道耶”信仰所代替，直到15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地区。 一、回鹘人的儒学传统 在高昌回鹘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一带的汉人为躲避战事而迁聚至相对稳定的高昌，繁衍益盛，史称“汉魏遗黎”。迁徙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将儒释道文化带入高昌。《魏书·高昌传》载，高昌王廷“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反映了统治者对儒家典籍及礼仪制度的渴求。儒学的基础思想来自四书五经，吐鲁番出土文书涉及经史子集传世典籍，仅经部就现存《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多种[2]163-436。《周书·异域传下》载有高昌学官教授经典的情况：“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3] 根据考古发现，在吐鲁番、敦煌等地共收集到40余件习字文书。《开蒙要训》作为我国古代针对中下层民众的童蒙识字教材，它承袭周秦以来的《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训纂篇》和《急就篇》等早期童蒙教材“积字成篇，协以韵语”的传统，选取1400字，四字一句且押韵，自宋代起便为“杂字”书之滥觞，然不幸失传。然而，在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献中，我们发现了大量《开蒙要训》的抄本，这些珍贵的文献为我们揭示了其历史面貌。其中，吐鲁番文献中的《开蒙要训》写卷尤为引人关注，尽管广为人知的仅有阿斯塔那67号墓出土的唐写本残片2件和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从吐峪沟所获的残片1件，但实际上数量远不止于此。经过学者的整理统计得知，吐鲁番文献中共有17件《开蒙要训》写卷。与此同时，敦煌地区出土的《开蒙要训》抄本数量更是高达82件，占据了绝对优势。从类型上看，敦煌的抄本多属同一体系，缺乏明显的差异，而吐鲁番地区则不然，其出土的写卷中既有与敦煌地区相同的体系，如阿斯塔那67号墓的《开蒙要训》残片，也有如吐峪沟出土的OR.8212/643V Toy.042(h)号、《墨书集成》168号“六朝及唐人墨迹之”等残片所代表的与敦煌本有所区别的其他体系。这种地区与体系的差异为我们揭示了《开蒙要训》在敦煌、吐鲁番地区流传与演变的脉络，同时也展示了我国传统蒙书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对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开蒙要训》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无疑是一个极具价值的课题[4]。 《开蒙要训》为儿童汉语识字课本，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卷轴背面收录了《开蒙要训》的回鹘文译本。《开蒙要训》是一部押韵的作品，由350个四字短语组成，内容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例如，天文、地理、季节、山脉、河流的常识，人际关系、人的品质，住房和装饰主题，人体和疾病，珠宝和宝物、艺术和田野工作，厨房和饮食，植物和动物、书写用具和书籍，等等。与《千字文》相比，《开蒙要训》使用了许多白话词。此书只在敦煌和吐鲁番地区被发现，元朝以后就失传了。从U7138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残片属于第二次吐鲁番探险期间在高昌古城附近的Dakianus-šahri发现的残片，德国人只获得了所有残片的1/3，剩下的2/3保存在圣彼得堡的东方文献研究所，是由尼古拉·克罗特科夫(Nikolai Krotkov)收集并于1911年作为Kr IV的一部分移交的[9]。 有些童蒙识字课本充满了儒家思想观念。《急就篇》《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识字类童蒙读物的代表作，在古代社会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吐鲁番地区出土了《急就篇》《千字文》抄本，其中汉文《千字文》抄本有88种版本之多[7]。《千字文》是梁朝周兴嗣(470？-521)用韵文写成的，目前已知回鹘文译写的《千字文》版本有12种之多，《千字文》在回鹘的传播程度由此可知。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茨默、庄垣内正弘、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Hiroshi Umemura和赵洁洁等研究翻译了德国柏林和圣彼得堡等地保存的若干四字句的回鹘文《千字文》残片[8]321-326。 高昌可谓汉人较为集中的地区，年号、礼俗、典章制度皆效法中原王朝，儒家文化影响极深。回鹘文《妙法莲华经玄赞》文本引用了《论语》中孔子与子贡有关给养、军队和信誉哪个可以先放弃哪个不能放弃的对话内容，还引用了《春秋左传》中的内容，翻译家胜光法师正确理解“名为宣尼的圣人孔夫子”并译作tsaüin-ni atl(ï) γ bögü qung-futsi，还将文中“民无信不立”从《论语》中找到出处，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性翻译[5]459-471，可见回鹘人对儒家学说的熟悉和对孔子的尊崇。回鹘文佛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还引入阴阳理论来讲佛道。回鹘文《父母恩重经》充满了孝道伦理，把佛经与儒家经典融为一体。佛陀宣称父母是最接近孩子的，父母会滋养和爱抚孩子；阿难陀问佛陀如何才能报答父母的照顾，佛陀回答说，一个孝顺的儿子应该准备佛经分发给人们，或者准备一个盂兰盆献给佛陀。在阐述了父母对孩子的爱和回报的例子后，佛陀回答说，被称为《父母恩重经》的佛经，爱父母和孝顺是同一奖章的两面，这两条原则都被称为佛陀的格言。回鹘文翻译在吐鲁番文本中有很好的记录，1985年茨默收集整理了保存在日本和德国的收藏品种的该文献写本和印本[5]459-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