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病逝后，北魏在皇帝与宗王、外戚乃至恩幸的争权斗争中崩溃，其所建门阀制没起到巩固北魏统治作用。传统史家多将北魏衰亡与门阀制迁都汉化联系，如宋人叶适认为，“惟拓跋迂都平城，纯用胡法控勒诸夏，故最为长久。孝文慨慕华风，力变夷俗，始迁洛邑，根本既虚，随即崩溃，亦不过数十年，天下复还中国之旧矣。”①清人赵翼认为，“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惮为此举也。然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盖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惭弛也。”②门阀制是中古中国基本社会制度，孝文帝汉化迁都建立门阀制是顺应中古社会发展趋势的主动转型。叶适、赵翼从王朝兴衰角度整体否定孝文帝改革的观点并不合适，但两人“始迁洛邑，根本既虚”、“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惭弛也”的观点，启发我们在关注孝文帝“用夏变夷”推进胡汉民族交融的同时，也要对影响孝文帝构建维系门阀制的深层次体制因素加以研究，认识北魏胡族汉化的曲折反复，探究北魏无法形成发达门阀制的原因。 一、宗室勋贵执政力退化是促使孝文帝构建门阀制的核心因素③ 北魏在其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发展的过程中，持续将北边边郡汉人、河北大族以及消灭的十六国政权的胡汉酋豪纳入统治集团，委以官职，参议朝政，但内朝、门下省、禁军等国家核心权力机构，牢牢控制在北魏宗室和代北鲜卑勋贵、部族酋长手中。④据康乐统计，从北魏定都平城至迁都洛阳前(396-490)，北魏宗室、鲜卑勋贵(即康乐所称“代人”)在将相大臣中占92.9％，地方州镇长官中占86％。⑤可见，孝文帝汉化改制前，北魏宗王、鲜卑勋贵掌握军政实权，主导官僚体系。 北魏前期，国家经济主要是靠战争掠夺、畜牧业，以及国家直接控制的计口授田、屯田来维持。随着统一战争和对柔然、高车等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征伐战争的结束，以及计口授田、屯田的低收益，北魏国家赋役越来越依靠农业发达的黄河流域。北魏献文帝(466-467)在占领青齐淮北后，颁布“租输三等九品之制”，“遂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⑥由此，北魏建立了以华北青齐诸州为地方财政物资中心、以平城朝廷为国家财政物资分配终端⑦的全国性户调征收转运体系。这一体系涉及县域内户等评定、户调征收、汉人宗族组织运作、郡级官僚体系协调，集中上报州府，州府对郡县户调征收的动员、分配和向朝廷转运，朝廷对全国户调数量管理、物资保存、对各地州郡官僚体系行政文书沟通等官僚体系运作等诸多方面，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存在朝廷、地方州郡县及基层社会宗族组织和小农等各方的利益博弈。 北魏建立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有限的国家财政力役调发主要是满足军事支出，⑧给官僚体系发放俸禄并不在其财政考虑之内。受长期游牧经济形态和部落组织生活影响，北魏宗室和鲜卑勋贵形成了财产共有、公私不分的固有观念，他们不需要国家发放俸禄，其家族经济产业主要靠战争掳掠、朝廷赏赐和日常的贪污勒索维持。“求欲无厌，断截官物以入于己，使课调悬少。而深文极墨，委罪于民”“侵使兵民，劳役非一”，⑨是以宗室、鲜卑勋贵为主导的北魏官僚体系的行政常态。因此，北魏官僚体系无法承担以上所列户调物资转运体系运转的要求。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在贪腐官僚体系执行下，变成对小农的暴政。如雍州刺史宜都王元目辰“然好财利，在州，政以贿成。有罪伏法”。⑩从延兴元年(471)孝文帝即位至太和八年(484)施行俸禄制之前，黄河中下游农耕区暴动达13次。(11)北魏朝廷为平息暴动，就要使北魏宗室和鲜卑勋贵转变为受皇权控制且具备处理中原汉地行政能力的官僚，遂实行俸禄制，以禁贪污。(12)实行俸禄制虽有利于加强官僚体系对皇权的经济依附，但长期部落游牧组织形成的财产共享意识，并不会因有限的俸禄而改变，北魏执行监察职能的御史台对官僚体系贪污也不起作用。(13)在实行俸禄制后，北魏宗室和鲜卑勋贵掌权的官僚体系仍大多贪残苛民。(14) 随着北魏对柔然、高车大规模征伐战争的结束，北魏军队将士能得到的赏赐越来越少，士气不高。在对南朝战争中，除献文帝皇兴三年(469)趁刘宋内乱占领青齐外，北魏在河网纵横的淮北与刘宋基本处于对峙状态，习惯骑兵作战的鲜卑军士明显不适应淮南气候和地理环境，惨烈的攻城作战更非其所擅长，至孝文帝时北魏军队战力退化、斗志消沉，如北魏宗室中悍将人数所占比重越来越少，太武帝时为61.5％、文成帝时47.2％、献文帝时38.7％、孝文帝时26.7％。(15)由此，仅靠实行俸禄制，不能挽救北魏宗王和鲜卑勋贵主导下腐败的官僚体系和涣散的军队。太和十年(486)亲政后的孝文帝只能由武转文，构建以皇权为主导的文官政治。太和十二年(488)，秘书丞李彪上表建议孝文帝按门第引用汉人士族，“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胡三省注曰：“七州当谓荆、兖、豫、洛、青、徐、齐也……门才者，因其世家，叙其才用”。(16) 在宗室勋贵掌军政实权的前提下，孝文帝如按上述汉人士族建议，宗室鲜卑勋贵与汉人士族的权力矛盾就会激化，惨烈的国史之狱就可能重演。因此，孝文帝只能构建以宗室和鲜卑勋贵为主的门阀制，将其群体变成门阀制的受益者和拥戴者；对以具备家学、家风等门阀制内核的汉人士族而言，孝文帝实行门阀制主要是从国家层面对其政治经济特权的确认。门阀制度的特点是按照门户等级区别士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所处的不同地位。(17)就北魏宗室和鲜卑勋贵而言，从北魏建立开始就已不自觉地走向汉化，但远不具备士族门阀的礼法和家学特质。严峻的统治危机，不能给北魏宗室和鲜卑勋贵依靠其自觉实现门阀化的充足时间，其群体门阀化只能是在皇权推动下被动加速实现。由于北魏国家脱胎于游牧民族部落联盟，国家礼制上带有很多胡族色彩，这是宗室和勋贵无法形成礼法意识，贪污胡为，侵犯皇权的重要原因。(18)也是孝文帝掌权后，诏定北魏是继西晋而起行水德，将精力集中在强化中原系统祭典层面的重要原因。(19)要将中原系统祭典树立为国家祭典，就须将鲜卑胡族的祭祀礼仪彻底除去。在胡风盛行的代地，缺少推行华夏礼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基础，要将宗室和勋贵转变为熟谙礼仪的门阀，孝文帝只能将都城由平城迁到华夏文化的象征地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