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来自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同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苏州时强调，“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2]。“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形式总和，其建构关键同样在于科技现代化，即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文化形态更新的赋能作用。 20世纪50年代，斯诺(C.P.Snow)关于“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与“人文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讨论，使“文化分裂”成为时代议题。此后，文化科技便常作为“第三种文化”对文化生活进行弥合。虽弥合过程常伴有“技术垄断文化”挑战，但科技亦为文化提供了新的可能[3]。数字技术对文化形态的影响，并非数字技术决定文化形态，而在于相应技术的使用方向。在“第二个结合”指引下，如何有效使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恰为审视其中“科技”与“文化”关系之关键，破题方向之一便是文化产业。 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文化产业表征 学界目前尚未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具体内涵作出明确界定，故在探讨数字技术如何对其进行赋能之前，我们需首先对这一概念予以科学阐释，进而研究文化产业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关系。 (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内涵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与学界此前已有论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等相关概念具有一定承继关系。周向军等、刘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形态进行内涵阐释与结构分析，前者将其分解为实践、理论和制度3种具体形态[4]，后者将其与实践、理论、制度并列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5]。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则多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所形成的文化形态的概括与总结，如任平、温波等、李清扬等便多以“文化方式存在着的”“存在形态”[6][7][8]等文化概念来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特性与表现，其本质是对物质、精神与制度三层次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对此二者在新时代的综合与升华，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华民族独有文化样式。 一种社会的文化形态是由它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决定的，前者是后者在观念上的反映[9]。关于对文化形态的认知，国内外学界总体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形式—内容”认知，将其从形式与内容上划分为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等形态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形态；一种是“时间—空间”认知，多将其沿时间或空间视角划分为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形态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区域文化等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则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文化表现形式总和。根据不同维度可将其分为若干具体文化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性与历史继承性等基本特征，反映并驱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提出的“文化形态学”，除了用于历史比较与文明参照外，亦为我们剖析、理解文化形态提供了一种发展和动态视野[10]。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在形成过程中呈现出本体层面的存在状态、主体层面的生产状态与客体层面的接受状态3种状态。这为探究数字技术在文化形态更新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分析框架。 (二)文化产业驱动文化形态建构 文化产业是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表征[11]，更被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两大文化形态之一(另一文化形态为文化事业)[12]。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文化产业以制度文化驱动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于主流文化领导下坚守意识形态本质属性，调和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提供相应文化产品与服务以满足人民文化消费需求。“文化形态更迭的最终动因是经济转型”[13]。“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14]，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提供时代动力与现实路径。“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为文化形态提供了内生动力”[1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立健全，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产业领域取得更大成就谋篇布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举措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既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导，亦以其为方法，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重要生成机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工业理论基础上，中国文化产业汲取人文化成、兴观群怨、天下大同、义利之辨等传统人文精神，形成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等发展理念——“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文化产业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构思、选择、赋形、制造、分配、推广和消费”[16](P11)等再生产活动实现文化的资源化、商品化与资本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民族文脉延续、文化自信增强与“文化走出去”，实现文化传承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