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詹姆逊、伊格尔顿、齐泽克、奈格里、阿甘本等都把审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即把美学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场域。但真正在政治哲学与美学之间找到新批判路径的却是雅克·朗西埃，他的审美政治可谓独树一帜。朗西埃认为，政治与审美两个领域具有共同的基础，即感性分配或共享(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感性联结了政治与审美两个领域。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极为重视感性问题。“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1]他认为，人的本质在于感性的生命活动，社会异化劳动的后果之一就是损害了人的感性感官和感受力，使得人们感受不到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的存在，而变成了异化劳动和资本的奴隶。在这里，马克思点明了人作为感性存在的生命，其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具有审美意义。 在继承了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朗西埃提出“所谓的感受性的分配共享，意味着宣示的逻辑必然也是一种宣示的美学。政治并不是最近才不幸地被美学化或奇观化……因此，并没有属于现代的政治‘美学化’，因为原则上政治就是美学的。但是，在话语秩序与感受性分享之间作为新的结合点之美学自主化，则是政治的现代配置的一部分”[2]。朗西埃之“审美”不是外在于政治的，而是内在于政治的，即政治体制和审美体制具有同质化的等级配合秩序。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真正的政治在于揭示和解放普通民众的感性和感知不平等，感性分配的不公直接产生政治的压抑。审美政治的“歧义”就是要唤醒民众，通过政治、思想、审美、艺术等诸多形式使得那些没有声音者发声、无分者有分、不存在者存在，在社会共同体中人人平等地分享和分有感性感觉。朗西埃的平等政治诉求也在文艺和美学上体现出来，这就是审美的政治。 一、歧感与感性分配 朗西埃的政治美学核心概念无疑是感性的分配(法文la partage du sensible，英文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然而其思路却是从歧感(dissensus)、感性分配、感知共同体的政治哲学路径一路走下来的。哲学与美学的共同基础就是歧感和感性的分配，只不过这一组概念可以同时作为解放政治学与审美共同体的基础。 歧感(dissensus，或译歧义)一词有三重含义，一为语言学上的歧义词、歧义句和语境产生的理解歧义；二是作为政治话语斗争的空间而存在；三是一种感受和感知的平等与不平等。也就是说，从词义翻译的角度，dissensus本身就存在多义性，其含义主要是指由于人们处于社会等级秩序的不同空间，从而对于时空感受、对于世界和自我的感知存在着差异的不平等，而这一差异会在审美、趣味和文艺作品中呈现出来。我们更简略的总结是：政治不平等划分了人们感知世界的差异性，这一感知也包含审美感知和审美表达。“歧见是将两个世界——两种异质性逻辑置于同一舞台，同一世界中。这是一种不可通约之物的可通约性……这就是政治的审美维度：它是由那些仿佛是人民的主体(由任何人之不可计数的计数所组成)对歧见——一种感觉世界的冲突所进行的展演。”[3] 既然政治是一种共同体所遵循的共识结构，即共有语言、感知结构、社会组织、伦理习俗、审美规范等。这些感知共同体分配着哪些人具有什么样的美感，哪些人不具有美感。与之相对，那么，朗西埃的审美政治则要从政治美学的传统中挖掘有效资源，解构和颠覆政治等级制与审美等级制的完美耦合，使得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或边缘的人群也同样能够在政治空间中发声、在社会边缘被看见、在审美领域有同样的感受、在艺术领域能够显现其感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政治活动就是一种对抗，以便决定什么是言语或叫声，重新描绘出政治能力借以自我证明的那些感性边界……这种对空间和时间的分配与再分配，对地位和身份、言语和噪声、可见物和不可见物的再分配，形成了我所说的感性的分割(partadge du sensible)。政治活动对感性的分割进行了重新配置。它向公共事务的舞台引荐了新的客体和主体；它让不可见变得可见，让那些曾经仅仅被当作吼叫的动物成为可听的说话生灵”[4]。 政治歧义必然带着歧感，而纠正这一歧感就是感性的再分配。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关于城邦正义及其分工的合理性乃是元政治的开端。政治的正义就是哲学王、士兵和手工业者(劳动者)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优秀的人来统治不优秀的人。如果正义意味着城邦中的人各司其职，那么手工业者的职责就是用各种专门技艺进行生产。柏拉图认为手工业者有三个特点：第一，他们只会在白天从事某种技艺的劳动，到晚上睡觉休息，没有其他时间从事政治、艺术等公共事务；第二，他们只会用语言表达痛苦与否，而不会用话语来参与城邦事务的讨论，因为他们不懂话语；第三，他们只有粗糙的感性和感受，而不会写诗歌和其他的艺术享受，也就是没有美感。 柏拉图观点的偏颇之处自不待言。朗西埃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反驳。在柏拉图眼中，手工业者被限制在劳作者这个社会位置中，其社会权利和感知都被限定了，好像他们既没有多余时间从事政治工作，也没有能力感知其他世界的存在之物。朗西埃认为，像柏拉图这样把人们限定在社会秩序的位置和时空中，并把政治等级秩序与感知等级秩序相互配合起来的分配就是感性分配。而朗西埃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打破这种政治—感知—审美的伦理体制，使得那些手工业者既可以从事政治，也可以从事美学和艺术工作。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这个出身木匠阶层的家庭教师不屑与仆人在厨房一起吃饭，并不是因为饭菜不好吃，而是因为从身份来讲，他与市长、德·雷纳尔夫人在智力、感受和人格上是平等的，所以他说如果在厨房吃饭他宁愿去死。于连的这种要求就是感知的再分配，即在共同体中拥有与他人一样的平等的地位和自由的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