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艺术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当中国在救亡和启蒙的二重变奏下，不断引进西学以期达成文化革新和社会变革的同时，西方现代性矛盾所催生出的对唯理论和进步观的不满，让西方将目光投向了东方的中国。因此，继18世纪“中国风”后，欧洲又迎来一股“东方转向”热潮。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英国诗人、艺术批评家和汉学家劳伦斯·宾雍(Laurence Binyon)以中国艺术为载体对道家美学精神的阐扬，加速了欧洲重估中国艺术和美学价值的历史进程。通过借鉴中国道家美学，宾雍反思了欧洲受制于工具理性的现代困境，并试图以道家美学精神疗愈欧洲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弊病。本文将聚焦于宾雍对道家美学的跨文化阐释，重审道家美学在西方的影响。 一、现代生活的困惑：科学理性主义的反思 1890年，宾雍受邀为英国第一份工艺美术期刊《世纪行会玩具马》(The Century Guild Hobby Horse)撰写了一篇题为“论现代生活的困惑”(On Certain Confusions of Modern Life)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宾雍不仅指出欧洲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同时也对文学艺术的现状提出质疑。宾雍的困惑首先源自欧洲现代社会的极端专业化倾向。相较于希腊社会，宾雍认为，欧洲现代社会早已失去均衡与和谐的秩序。活跃的商业时代将社会诱向有利可图的专业化，代价则是无法再洞悉事物的整体性特质。“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道路，一心想要将整个世界转化为能够为自己服务的道路。”(Laurence Binyon，1890)在宾雍看来，这种观念在欧洲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于在探寻事物的本质时，欧洲总是孤立地看待事物，最终陷入一叶障目的危险境地。同时，这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专业化，又将社会推向千篇一律的狭隘之途。每个人都固守自我领域的坚固堡垒，并不断攻击和收编其他人的兴趣追求。面对这样的现代困境，宾雍强调文学或许可以帮助欧洲重获自由的精神力量，并恢复对事物本质的全面把握。但在考察了欧洲现代文学艺术的境况后，宾雍随即提出另一个困惑，即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关系。宾雍发现，在欧洲出现了将文学艺术和科学嫁接在一起的倾向。如斯宾塞(Spencer)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一文中就高度赞扬了科学知识在艺术、宗教、道德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当谈及科学与诗歌的关系时，斯宾塞直截了当地指出：“事实上，一件艺术品每多表达一分真实，就会给欣赏者的心智多带来一分快乐——那些不了解这种真实的人就会错失快乐……而要了解这些真实，就意味着必须掌握相关的科学知识。”(Herbert Spencer，1932，p.49)科学被斯宾塞视为诗歌开疆拓土的先锋，对于那些不懂得科学知识的人来说，他就根本无法理解和欣赏诗歌。同样，一个从未进行过科学研究的人也难以发现其周围存在的诗意。斯宾塞对科学理性的看重与他所处时代的大多数社会思想家相一致，正如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论及这段“帝国的年代”时所强调的那样，科学成为帝国存在的确定性基石。 宾雍对斯宾塞的科学进步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认为，在文学艺术领域极端推崇科学原则的做法只会起到误导作用。诗歌传达的是作者鲜活的审美感受，科学则是通过调查研究记录客观事实。诗歌领域的开拓不应当诉诸于科学理性，正如一幅绘画的价值应该经由它吸引心灵的力量，以及人的自然经历来感受和检验，而不是取决于这个人是否对相关主题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和研究。宾雍并非敌视或否定科学，他所质疑的是科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决定性地位。现代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Roger Fry)同样认为科学理性知识和真实再现自然的技巧都不足以充当评判艺术的准则，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那种在绘画中将是否与自然相像作为通用批评标准的做法，已经成为他们运用标准的障碍”。(Roger Fry，1920，p.17)艺术史家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在反思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时也坦言：“我们的艺术有一种致命的科学化倾向。”(Bernhard Berenson，1903)伴随着科学理性的兴起和普及，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同时发生着对科学理性的反思和批判。 实际上，无论是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还是对科学与文学艺术关系的追问，“现代生活的困惑”所折射出的是欧洲现代性矛盾的时代症候。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知识作为确立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要工具得到普遍关注和重视。理性在帮助人类摆脱宗教神学束缚的过程中，加速了社会分化并强化人类支配改造世界的统治地位。“理性成了用来制造一切其它工具的一般的工具。”(霍克海默、阿多诺，1990，第26页)理性的工具化为现代社会变革提供了强大的推力，但同时也滋生了大量问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深刻地指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同上，第1页)对理性工具化的崇拜迫使“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1995，第15页)理性工具化诉诸数学、计算或几何学，也直接消解了文化对主体与对象、精神与物质的调节机能。同时，主客二元论的哲学思维将世界转化为可供主体审视与打量的对象，人被视为整个宇宙世界的中心，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专业化的道路上乐此不疲，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也陷入对抗、冲突的困境之中。科学以胜利者和立法者的姿态不断介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被视为文学艺术价值的可靠担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