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为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撑。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中，基础概念的创新是至关重要也是极为困难的。虽然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许多标识性概念明显体现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特点，但关于基础概念的解释权长期被西方话语所垄断。要进一步加深和巩固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思想认同，就不能回避对基础概念的创新性阐发。 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现代”越发成为一个有必要深究的基础概念。不可否认的是，“现代”这一概念本身有着深厚的西方历史文化背景。根据哈贝马斯的考证，“现代”(modernus)一词最早出现在5世纪，旨在把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与仍然属于“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因而有强调古今断裂的意味。后来“现代”一词在欧洲的反复使用表达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即必须重新开始把握整个历史①。“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指示历史方位的事实性的名词，更是一个关于价值的形容词，这两个方面深相结合，以至于“现代”这一概念几乎无法作为一个单纯的事实判断独立存在。当人们试图用“现代”来表达“现时代”“当今时代”这一简单的事实时，其实已经以时代的划界(最典型的是关于现代和古代划分)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为前提了，因而总是以某种价值观为根据。在进化论的历史观被普遍承认之后，“现代”在人们日常的使用中总是密切地联系着一种关于进步与合理的标准。因此，赋予“现代”以特定的内涵，并以之评价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就是在占有关于进步标准、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的话语权。 尽管西方的一部分后现代主义思潮试图解构“现代”与历史进步之间的同一性，甚至更彻底地解构历史进化的预设，但正如卡林内斯库所指出的：“从波德莱尔到本雅明乃至以后，现代性概念显示出了容纳任何一种对现时及其意义的哲学解释的能力，无论这种解释是美学、道德、科学、技术的，还是更广义的历史—社会的，也无论它是积极的(现代性是好的、合乎愿望的)还是消极的(现代性是创伤或‘悲剧’性的，必须被忘记或被超越)。”②无论是放弃“现代”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抑或更激进地否定历史发展的进步性，都无法真正对西方的“现代”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地位构成实质性挑战。恰恰相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批判性地运用和转化西方的“现代”概念，并赋予其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内涵，直至今天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个关键的标识性概念，在把握话语权上反而取得了更加具有实质性的成就。追溯毛泽东对“现代”概念的运用与转化，可以管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基础概念的建构方式及其宝贵经验，以促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升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自觉性。 一、毛泽东对“现代”概念的具体运用及其演进 毛泽东在其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都运用过“现代”这一概念。1919年，“现代”概念之于毛泽东而言具有明显的异域色彩，他这时对“现代”概念的使用还未很好地反映其实质性的思想内容。在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开始不断赋予“现代”概念以中国化内涵，使其能够反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点。 (一)毛泽东早期对“现代”概念的运用 毛泽东较多使用“现代”这一概念是在1919年，见于“现代学术”“现代人生”“现代主张”等表述中。1919年7月，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使用了“现代学术”来与中国推崇“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的学术传统相区别，也与从戊戌变法以来流行于湖南思想界的所谓“新学”相区别。在毛泽东看来，“现代学术”是以“我”为中心的，既不是以古人的思想、权威的思想为中心，也不同于没有中心思想的新学③。从现象上看，“现代”这一概念在这里表示的是个人自由的含义，“现代学术”的内涵就是以个人自我为中心的自由的学术。但是，从外延上看，毛泽东的“现代学术”主要指的是他所陈列出的“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论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西方人文社会科学④，而实际上这些学科在20世纪初的规范化和科学的程度是远不及西方的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没有将后者列入“现代学术”反映出，毛泽东的以个人自由的学术研究为内涵的“现代学术”实际上有着非常特定的“非个人”的社会性质，其背后的精神动力还是来自解决中华民族的历史困境，而不是纯粹为了学术而学术。毛泽东带有明显倾向的问题意识使得“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学术”这一“现代学术”的内涵面临着解释上的困难。 在1919年11月发表的《女子自立问题》中，毛泽东对“现代”的使用更加暴露了他的思想内容与其表述形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男女的关系，依现代主张，应以‘恋爱’为中心，恋爱以外，不能被支配于‘经济’”⑤。另一方面，“现代以前则不然，都不知有所谓‘恋爱神圣’的道理，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⑥。毛泽东这里所讲的“现代”还是指个人自由和自主的时代，特别是不受到经济的支配。但这样的“现代”显然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可见，当毛泽东试图向旧思想和旧道德进攻时，他所能寻找到的思想武器只能是西方现代科学话语，而这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因为“现代”这一概念的能指已经强制性地与特定的所指相关联，并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却未必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