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中，市场分工不断精细深化，国内外企业通过生产环节的分布形成相互依赖、紧密联系的供应链网络(阿西莫格鲁等，2012；埃利奥特等，2022)。在这种复杂网络关系下，外部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内部运作的各方面问题以及供应链成员间的不完全协作等供应链风险，通过企业间实物流通、信息传递、资金流动等渠道的交互，在供应链网络中传递扩散，甚至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巴卡伊、法希，2019；伯纳德等，2019)，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史金艳等，2019)。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市场萎缩，“逆全球化”回潮、贸易摩擦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突发事件的影响，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日益上升。从中国视角来看，我们面临着中低端供应链的外迁风险、高端供应链的遏制风险以及供应链中断风险等诸多问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2020年发布的《全球价值链的风险、韧性和再平衡》报告指出，企业面临的自然灾害、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等冲击正变得越来越频繁与严重，平均每3.7年就会发生一次持续1个月或以上的供应链中断，平均每10年就会损失超过40％的年利润①。由此可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已成为制约企业和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为应对国内国际新发展形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作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大战略部署以及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目标。这要求提升供应链弹性与韧性，构建安全稳定的供应链，从而以更高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应对经济政治环境不确定性，促进“双循环”的畅通。在此背景下，本文考察企业面临的供应链风险对其合作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及渠道机制，结合关系嵌入视角和结构嵌入视角探讨供应关系粘性与企业网络位置的调节作用，并探索如何提升供应链合作稳定性，为我国构建安全稳定的供应链提供经验证据与解题思路。 供应链风险传染理论指出，现代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使得上下游企业间的联系趋向复杂紧密。企业与其客户、供应商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既表现出显著的网络化特征(伯纳德等，2019)，又导致风险与冲击更容易在企业间传染蔓延(巴卡伊、法希，2019；埃利奥特等，2022)。具体来说，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通过中间产品的投入与产出实现生产分工，为企业内外部风险提供传播途径(阿西莫格鲁等，2012)。受限于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企业微观层面受到的内外部风险导致中间产品在供应链上的流通受阻或中断，从而影响上下游企业的生产经营(卡瓦略等，2021)。例如，企业的破产会引发其供应商股价的下跌(赫策尔等，2008)；地震等自然灾害导致区域供应链的供给中断风险(卡瓦略等，2021)；金融危机引致的供应链需求收缩风险通过国内、国际企业供应链网络传播扩散，造成各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吕越等，2020)。 在传统的供应链研究中，供应链通常被概念化为简单的线性系统，仅通过供应商和客户的二元关系来代表(考克斯等，2006)。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企业的客户/供应商集中度或企业大客户对自身经营决策的风险传染效应(戈斯曼、科尔贝克，2009；帕塔图卡斯，2012；王雄元、高开娟，2017；高震男等，2023)，并且许多文献探讨了由合作历史、产品专用性、行业竞争等因素引起的相对议价能力差异在风险传染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欧文等，2016；邱等，2019；彭旋、王雄元，2018；底璐璐等，2020)。虽然线性视角可能有助于规划供应商和客户间某些固定的交易方面，但是这种简化的观点无法更深入地捕捉企业战略的复杂性，尤其是在现代生产网络的背景下(崔、金，2008)。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将供应链关系视为一个多层次的直接和间接联系网络，以恰当地捕捉供应链的复杂性(考克斯等，2006；崔、金，2008)。与关系嵌入聚焦于网络节点间的直接连结(即客户—供应商二元关系)不同，结构嵌入理论将视野拓展至整个网络。该理论认为信息和资源能够超越直接联系，通过更广泛的间接联系在整个网络中传递，在信息沟通、资源控制、商业信誉等方面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克罗克斯顿等，2001；拉维，2007)，从而对企业自身的生产效率、风险分散、创新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帮助(贝拉米等，2014；高等，2017；包群、但佳丽，2021)。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企业的结构嵌入能力对关系嵌入的影响。事实上，企业从网络成员那里获取资源的能力不仅对企业自身具有影响，同时也通过知识互联、信息优势等渠道影响其上下游企业的业绩与行为(金，2017；张等，2021)。 基于供应链风险传染理论和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理论，本文以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企业供应链风险感知对其与客户/供应商合作关系稳定性的影响。本文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前五大客户/供应商信息，构建客户—供应商合作关系对和上市公司供应链网络。运用文本分析法测算各企业面临的供应链风险(即企业感知到的有关供应链的不确定性与风险)，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企业的供应链网络地位(即PageRank和TextRank中心度)和企业的董事网络程度中心度、结构洞丰富度指标。具体地，本文参考哈桑等(2019)、本古里亚等(2022)，测算主题词与风险词邻近的频率来刻画供应链领域的风险。在企业供应链网络地位指标测度时，除了使用一般性的PageRank指标，还参考TextRank算法(米哈尔恰、塔劳，2004)，以交易金额作为权重改进PageRank值的简单平均问题，更好地体现客户/供应商合作紧密程度。本文实证分析部分首先探究企业供应链风险感知对特定的客户—供应商合作关系对的下一期合作决策的影响。其次，创新性地结合关系嵌入视角与结构嵌入视角分别探讨客户—供应商关系粘性与企业网络位置在该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此外，还进一步分析了可能的影响渠道以及如何提升供应链合作稳定性。本文研究结果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供应链风险传染效应提供经验证据，并为我国构建安全稳定的供应链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本文研究发现：供应链风险在特定客户—供应商合作关系对合作决策中具有非对称性影响，客户感知的供应链风险上升会降低合作关系稳定性，而供应商感知的供应链风险上升则会提升合作关系稳定性。从关系嵌入视角来看，客户—供应商关系粘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合作关系稳定性冲击。从结构嵌入视角来看，客户的供应链网络地位提高将放大供应链风险对合作关系稳定性的冲击；客户的董事网络程度中心度提升导致合作关系稳定性同步提升，而结构洞丰富度提升导致合作关系稳定性显著下降；但供应商的各类网络指标均对供应链风险传染效应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此外，渠道检验表明，供应链风险可能通过客户—供应商交易成本影响合作关系稳定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加强合作沟通和提升资金运转水平可以促进供应链合作稳定性，从而为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寻找可能的政策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