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西奥多·阿多诺，究竟能否算作一位黑格尔主义者?仅从其写作内容看，回答是否定的。在阿多诺出版的著作和遗稿中，黑格尔并没有成为其专门著书立说的对象。①一方面，从理论脉络上看，阿多诺对“同一性”哲学的拒斥，对概念和理性所做的哲学谱系学的考察，以及激进的反“观念论”立场，都将其塑造为黑格尔主义(及其为代表的体系观念论)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倾向甚至是论述风格，始终贯穿在阿多诺的笔触之中，与此同时，阿多诺坚持不懈地从思辨体系中找到了一套脱离于体系化思想的辩证法，这使得他的理论无法与黑格尔哲学传统切割开来。如同约尔·怀特布克所概括的：“阿多诺是激烈地反黑格尔的，但他也是20世纪最为彻底的黑格尔式的哲学家。”② 但正如J.M.伯恩斯坦所说的，“即使阿多诺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也不是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③阿多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诠释不仅格外激进，甚至具有“解构”性或后现代性。无论是他最为人熟知的理论哲学——“否定的辩证法”，还是他对总体化理性(尤其是启蒙理性)的多重探索，无论是他对哲学进行谱系学式的考察，还是他借助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语用学对概念的还原，以及对哲学进行的审美化定向，都说明了他对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定向与传统的黑格尔主义相去甚远。 正是源于上述特质，阿多诺的思想肖像总是伴随着诸多误解。例如，阿多诺对黑格尔哲学的“后现代式”的读解及其产生的理论效应，容易使人联想到科恩的“科学范式革命”。但这种观点极具误导性，因为这容易将它归为一种“反哲学”或知识社会学，④或文化人类学⑤一类的工作，错失了阿多诺思想中最具洞察力的部分。另一种倾向是将阿多诺视为一种彻底“美学化”的立场(如哈贝马斯与维尔默)，批评其在本质上乃是经由审美体验重新激活的救世乌托邦，以及后者与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杂糅。⑥这使得阿多诺的思想变为了纯粹的解构主义，也间接剥夺了它参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议题，以理论介入现实的资格。本文认为，有必要重新以辩证法本身为议题，重新审视阿多诺的理论贡献。虽然阿多诺对理性或概念的起源进行了尼采式的“谱系学考察”，但我们不能将谱系指向的“起源”拔高为理论工作的全部意义，因为这会遮蔽阿多诺在概念之起源与概念逻辑自身发展之间架起的桥梁。 一、辩证理性对康德主体哲学的突破 沿袭《启蒙辩证法》(以下简称《启蒙》)开启的人类学—谱系学方法，阿多诺迂回地探讨了黑格尔辩证法主题，并重新将其回溯到社会历史领域。在《启蒙》一书中，阿多诺对“神话—史诗—启蒙”的谱系学式考察，“解构”了康德引以为豪的启蒙理性(也即主体理性)，并指出理性面对的最大的“负担”，乃是理性本身与理性持有者之间永远的紧张与对立。至此，阿多诺给出了这一矛盾下对理性及思维最核心的界定：理性首先要面对的乃是“自我持存”(self-presevation)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一开始不得不是辩证的，因为只有借助于对象复杂的辩证活动，持有理性的“肉身”方能在自然中挣扎求生，并适应复杂恶劣的环境。如同阿多诺在《黑格尔哲学诸方面》中所说的，黑格尔辩证形态的“理性”，“想要在运动中通过在存在者本身之内起支配作用的理性来设置这单纯存在者的负担”，⑦而这要求辩证理性不允许提炼任何“箴言”和任何的普遍原理。换言之，以适应生存需要而一路攀爬、艰难求索的辩证理性，绝不是遵循某种“力学”或“数学”的原理，而启蒙理性所期待的以道德理性为根基的社会秩序，也绝非社会规划的产物。毋宁说，理性是从人类的“史前史”，历经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组织形态与生产方式逐层累积的成果。或者借用阿多诺的话说，理性是人类精神一路艰辛生成出来的“复杂总体”，而它的特性只能以具体关联的方式显示自身。⑧因此阿多诺对理性谱系学式的追踪及其洞见，“不仅揭穿了康德立场的纯粹主义的虚假性，而且也为自由和自然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中介指出了一种解决办法”。⑨ 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启蒙》对理性的重新定位的确指向了黑格尔及其辩证理性(即理论与实践的解决方案)，但它最核心的对话者仍是康德。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启蒙》的理论任务更多是揭露启蒙理性乃是一种主体(主观)理性，并探索它的起源及其必然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即启蒙理性如何从价值理性走向纯粹的工具理性的历程。⑩但重要的是，《启蒙》对资产阶级思想(bourgeois thought)的“二律背反”(卢卡奇语)的勾勒，是否也如《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确信的那样，可以在德国古典哲学这一充满英雄主义的理论冒险中，交由黑格尔(主—客)辩证法加以超越?对这一问题，阿多诺的回答是肯定的。辩证思维的确正是对二律背反最真诚的思想努力。但除此以外，他在辩证理性(尤其是总体性环节)的特性的劣迹上，给出了与卢卡奇不同的思考进路。 从《启蒙》的线索上看，康德作为统觉条件的“思想一般”——“我思的概念”，以及其产生的“自发性”与“逻辑同一性”及诸多二律背反，在黑格尔那里转译了以体系的方式加以刻画的“总体性”。当然，黑格尔的总体性不仅是思维的原则，同样也是存在的原则。(11)而对黑格尔(以及卢卡奇)总体性的叛逆，则构成了我们对阿多诺笔下“否定辩证法”的最初印象与评价标尺。无论是“否定的辩证法”，还是“非同一性的哲学”，这些理论工具都指向对卢卡奇—黑格尔式的总体性辩证法的拒斥。但与此同时，阿多诺并不否认辩证的理性，因为辩证法或许是理性走出康德苦心孤诣却充满矛盾冲突的先验哲学的唯一出口。 那么究竟如何界定辩证法?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辩证法关乎理性(及其运作的对象——概念)。在康德看来，为保证科学(数学)意义上的严格性，纯粹理性自有其自身效用的边界(即经验)，在这一边界之外，理性必将走向诡辩，并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的“幻象”(Schein)(12)(即正题与反题都有其根据而无法彼此证伪的二律背反)，无法通往任何确实性的道路。(13)可见，所谓的“辩证”乃是康德对理性界限的警示牌。而对处理理性上述矛盾性难题的逻辑方法——辩证法，康德自然报以极为负面的态度，甚至将之视为“假象的逻辑”。用阿多诺颇为俏皮的话说：“辩证法……在康德那里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骂人的字眼。”(14) 在黑格尔以及阿多诺本人看来，康德对辩证法的拒斥恰恰切断了理性试图把握的经验来源。因为经验认识从一开始已然是辩证的。若是如康德那样，将对经验表象的追问回溯到对某些原理的追问(亦即“表象何以可能”的追问)，继而确认一个脱离事实性的主体(先验自我的“统觉”或“纯粹我思”)及其作为理性建构者的诸多(先验)条件(直观、概念亦即结合二者的图式或想象力)，那么形式与内容、自然与精神、理论与实践、自由与必然，乃至自在之物与现象，这些在逻辑上不得不对峙起来的两极，则势必呈现为彼此对立、无从调和的矛盾。但在黑格尔看来，康德试图加以调和的“二元论”难题，实质是理性随着历史演进至今的结果。在经验中的理性，它早已以反思的形式贯穿其中。因此，任何康德式(先验哲学的)追问，都试图脱离“世界”，并以更为独断而非批判或反思的姿态，假设了世界本身似乎首先是某种主观建构的事物。黑格尔则主张理性不必蜷缩在“综合的统觉”背后的“隐秘的技艺”(例如图式论)里，相反，理性的模型正源自于超出抽象概念预设的经验现实，即社会劳动。(15)延续着黑格尔的路线，在阿多诺那里，活动的先验主体就不再是某个伟大头脑的天才创造；相反，先验主体(及其与经验的偶然的主体的对立)在概念意义上蕴含的一切普遍性的因素，乃是对劳动的社会本质的“隐匿表达”。阿多诺承认，正是黑格尔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如同马克思所赞扬的那样：“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成果。”(16)但也如马克思精确批评的那样，只有当黑格尔的精神性生产因素没有被仅仅回溯到单个个体的、劳动者的单个人，而是回到一个历史社会内涵的“普遍主体”身上，也即回到一种组织化、社会化的劳动及其背后形成的社会关系上，(17)黑格尔所触及的理性，才能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消除了“单纯的主观主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性才可谓是“现实的”，(18)方能获得它的“经验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