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转换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即从关注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主题转到关注“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1](P97)。学术界一般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转向。后马克思主义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发展为脱离经济基础的抽象文化研究，晚期马克思主义则回归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转向。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的原因及其实质，对我们弄清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的两种路向与实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缘起于对西方革命战略与策略的争论，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把这场争论的代表归结为自己和卢卡奇。这场关于西欧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争论又进一步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争论，但由于当时共产国际用政治强力介入这场争论，卢卡奇被迫作自我批评，柯尔施因为拒绝作自我批评而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以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阵营看作共产国际内的一个敌对的哲学流派。 之所以发生关于西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的争论，根源在于20世纪20年代初西欧革命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西欧与俄国的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存在着区别。西欧社会具有俄国所没有的市民社会，其统治是包括政治社会的政治暴力统治和市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总体统治，这使得无产阶级认同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出现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这一方面意味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不符合西欧的社会历史条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必须冲破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的解释，并由此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其辩证方法，而不是具体结论，批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近代知识论哲学的做法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只能钝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批判功能，强调应当立足于与近代哲学及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双重断裂点上，并从哲学方法论、研究对象和哲学的功能三个维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在他们眼里，从哲学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是总体性辩证法，而不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哲学；从研究对象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和进入人类社会历史中的自然；从哲学的功能和使命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像近代哲学那样是为了揭示世界的绝对本质和普遍规律，而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基于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种现代形态的主体实践哲学，其功能和使命在于，通过揭示现实生活世界人的生存境遇，探讨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途径。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西欧革命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出现了危机，以及西方人在西方社会的总体统治下个人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丧失，革命主体和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由此始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问题。这就意味着，佩里·安德森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不再从理论上思考重大政治问题的论断并不准确。因为佩里·安德森所讲的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并不能被理解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反映和反思实际，只能理解为理论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脱离。而他们的理论之所以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脱离，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着教条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指导思想，理论稍有不同就会受到批判，甚至被开除出共产党，这必然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得不在党外发展，而丧失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联系。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在于，立足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本体论的维度，反思西方社会的现实和政治问题，探索西方革命的主体、战略与策略问题，而这恰恰是西欧革命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基于以上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对当代西方社会展开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以培养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或个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为西方革命奠定前提。上述三重批判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主要研究内容。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既存在着以探求如何实现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的理论家，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列斐伏尔、阿尔都塞以及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存在着探求如何实现西方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论家，如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等。这两种类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关系问题上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是存在区别的。这种区别具体表现为： 探求如何实现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的理论家的理论基础是他们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是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构成的总体决定的。基于对西方革命中人的主观因素缺失的指认，他们重视实践、辩证法、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注重对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上述理论家在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的同时，又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重视人的主观因素作用的客观基础，要求正确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关系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卢卡奇把物化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商品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和普遍化，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把物化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和普遍现象；他同时反对把阶级意识看作人的主观意识和心理，强调阶级意识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2](P107)，认为阶级意识是由客观的经济关系决定的。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包含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在内的总体性理论，并批评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曲解为经济决定论，忽略了哲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无法有效地指导西方革命，只有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批判功能，才能重建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但柯尔施始终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理论中的首要地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地包含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关系的批判，而且还包括对它的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的批判”[3](P45)。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认为实践哲学的功能和目的就是要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改变人们的心态，最终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他通过评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手册》，反对以布哈林为代表的理论家对实践哲学的机械决定论、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解释；他又主张模仿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写一本《反克罗齐论》，以反对对实践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并通过区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的不同，指出实践哲学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去研究物质的物理或化学属性，而是研究被纳入人类实践中的自然如何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因而不能离开实践和辩证法来研究物质，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葛兰西在强调发挥实践哲学的文化价值批判功能的同时，始终强调应当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指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不是个人随意或理性化的主观意识，而只能被理解为经济基础的产物，即人们在其历史活动中对自己所处地位以及展开斗争的产物。他进一步通过评论卢卡奇对实践哲学的解释，要求正确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作用的关系。在葛兰西看来，卢卡奇认为人们只能就人类社会历史而不是就自然来谈论辩证法。如果在他预先假定了自然—人之间的二元论的话，他这一论断就是错误的。葛兰西实际上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统一关系。但由于如何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关系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虽然他们都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一问题。卢卡奇晚年在回顾和反思自己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时对此指出：“在二十年代，科尔施、葛兰西和我曾企图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第二国际留传下来的社会必然性和对它的机械解释的问题。我们继承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解决它，葛兰西也许是我们三人中最好的一个，但是他也未能解决。”[4](P293)他们的理论弱点和缺陷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逐渐脱离经济基础展开抽象的文化批判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