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时常被当作一系列的原则或原理，而这样的原则或原理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然而，无论是唯物史观的赞成者还是它的反对者，都极大地忽视了唯物史观依其本质而来的具体化实行，并因而错失了这种实行对于唯物史观来说的决定性意义。黑格尔早就说过：“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也是假的了；要反驳它因此也就很容易。”①这意味着，对于黑格尔来说，只有当哲学上的原则或原理能够超出其抽象性而得到具体化的实行时，它才是有根据的、深入于实体性内容的，并因而是能够确证自身的。对于唯物史观来说，情形同样如此并且尤其如此。在这样的意义上，本文所要阐述的基本论点是：唯物史观固然首先表现为一系列的原则或原理，但它绝不停留于原则或原理的抽象性上；唯物史观依其本质就包含着原则或原理的具体化——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来的具体化，而这种具体化的实行就是“历史科学”。 一 与通常的理论一样，唯物史观首先将自身展现在一系列的原则或原理之中；并且也与通常的理论一样，唯物史观的原则或原理乃是作为普遍的东西而被建立起来的。因此大体说来，所谓原则或原理，就意味着在理论中得到揭示并得到把握的普遍性。然而，在这里，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和运用这样的普遍性?自黑格尔以来，理解和运用普遍性的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在哲学上被明确地指示出来了。一种流行的并且直到今天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方式是：执着并固守抽象的普遍性本身；另一种与之相区别并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深入阐述的方式是：扬弃抽象的普遍性，从而使原则或原理摆脱其抽象性而得到全面的具体化。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黑格尔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真正的普遍性(即作为真理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能够深入到具体之中并且把握住具体的普遍性。 但是，要超出抽象普遍性的顽固统治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它是以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占主导地位的知识样式(知性知识)为强大后盾的。从哲学上来说，那执着于抽象普遍性的思维方式，被黑格尔称为“外在反思”(aeusseren Reflexion)。外在反思是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来活动的：它从不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即使是这个简要的描述，也足以使我们意识到：现今通行的知识样式，即知性的知识，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运作的：它把抽象普遍的东西，如知性范畴或知性规律等，先验地加诸任何内容之上。真正说来，这里所谓的“内容”，不可能是实体性的，因为它们只不过是作为有待抽象普遍性来强制的单纯质料，即“杂多”。在这样的意义上，知性反思和外在反思在性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在形式上略有分别罢了。 “外在反思”并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东西，它通常的和为人们所熟知的样式就是教条主义(哲学上更经常地称为形式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就是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作为抽象的普遍性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熟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俄国的经验，但他们仅仅将这些原理和外来经验当作抽象的普遍性来掌握，并因而只能对普遍者来进行外在反思的运用；而在这种执着于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中，被忽略和遗忘的恰恰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是这一社会本身的实体性内容。如果说，这样的教条主义在实践上招致了灾难性的失败，那么，外在反思在这里也充分暴露出它的主观主义性质。没有人比黑格尔更坚决地指证了抽象普遍性—外在反思的形式主义特点和主观主义性质了：“如果认知主体只把唯一的静止的形式引用到现成存在物上来，而材料只是从外面投入于这个静止的要素里，那么这就像对内容所作的那些任意的想象一样不能算是对于上述要求的满足，即是说，这样做出来的不是从自身发生出来的丰富内容，也不是各个形态给自身规定出来的差别，而毋宁是一种单调的形式主义。”②这种形式主义可以很恰当地被称为教条主义，而其实质则“像对内容所作的那些任意的想象一样”，乃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由于抽象的普遍性被当作“唯一静止的形式”，并且被任意地加诸“现成存在物”之上，所以在这里就不再有事物的自身，不再有事物的自我活动，不再有真正的实体性内容，而只剩下作为单纯质料的“杂多”，以便来展现并印证那唯一静止的形式(即作为抽象普遍性的同一公式)在“杂多”表面上所实行的外在强制。正是基于对哲学主观主义的深入批判，黑格尔很正确地将仅仅知道外在反思的人称为“门外汉”，将学术界到处泛滥的外在反思叫作“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叫作“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并且声称：“哲学乃是与抽象最为对立的东西；它就是反对抽象的斗争，是与知性反思的持久战。”③ 因此，这里的关键是：批判地脱离外在反思的主观主义，亦即超越并扬弃单纯主观性的领域而进入到一个为客观性所规定的领域。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和黑格尔是非常一致的。唯物史观固然首先表现为一系列的原则或原理，但这样的原则或原理绝不滞留于抽象的普遍性之中，也就是说，绝不允许将它们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恩格斯1890年的下述说法必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④很明显，所谓唯物史观的朋友，便是那些赞同唯物史观基本原则或原理的人；同样很明显，唯物史观之所以被他们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是因为唯物史观的原则或原理只要是作为抽象的普遍性来使用，就可以任意地加诸任何对象、任何内容，因而也就根本无须深入于特定的历史对象及其实体性内容了。恩格斯就此所引用的马克思那个著名的说法，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最坚决地拒绝使唯物史观的原则或原理堕入到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之中，也就是说，最坚决地拒绝对这些原则或原理的主观主义运用并使之转变成“恶劣的教条”。为了清晰地表明这种拒绝的斩钉截铁，恩格斯在另一处又写道：“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