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人口结构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人口高速增长时代正逐步被低速增长的新发展阶段所迭代，全球老龄人口数量及其所占总人口比例不断增加。[1]长远来看，虽然各国人口衰减和老龄化的时间和程度各有差异，但这一人口发展趋势具有普遍性。在人口变化背景下，各国的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都面临严峻挑战。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需积极应对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研究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VET)应对人口变化的改革，对于我国职业教育深化改革以应对人口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一、人口变化对职业教育提出新挑战 教育发展与“人口红利”从量到质的开发息息相关。传统人口红利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时，其可以借助人口年龄结构的有利条件收获人口红利，进而实现经济迅猛发展。然而当人口年龄结构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不再富有生产性优势时，传统人口红利便会丧失。[2]在传统人口红利式微的人口转变阶段，如果有科学的人口治理理念和有效的政策指引作为基础，该国家或地区将有望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人力资本的深化是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而教育投资则是促进人力资本深化的核心路径。[4]研究表明，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相比，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人力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更显著。[5]鉴于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是解释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可以认为人口红利很大一部分源于“教育红利”。[6]“教育红利”体现在教育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积累价值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科技进步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提高全民终身学习能力进而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价值，以及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进而提高生育率等方面。[7]对于仍处于人口结构转型第一阶段的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改革教育政策是利用和扩大人口红利的最佳途径。[8]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总量依旧保持平稳增长但增速放缓，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但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才红利新的优势逐步显现。[9]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中后期和教育红利上升期，教育事业可以通过创造更大规模人力资本、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缩小教育不平衡、以更高投入保障人的能力提升等路径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10] 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支柱，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有研究指出，通过持续挖掘劳动力潜力、帮助劳动力适应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及整体提升劳动参与率，职业教育与培训可以有效缓解人口规模缩小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11]预测显示，到21世纪末，我国各层次学历教育适龄人口将不断减少，但职业教育与培训适龄人口相对增加，职业教育应成为教育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12]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中的劳动力潜力有待挖掘，制造业领域的优势也需通过转型升级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我国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所需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13]与此同时，也有研究分析，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有助于缓解人口负增长的消极影响，但其显著提高了高中和大学本科入学概率，从而抑制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选择。[14]在人口变化和技术进步的双重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欧洲是受人口衰减和老龄化影响最早、程度最深的地区[15]之一，其职业教育在促进人力资本红利开发方面已积累一定经验，且在当前青年人口不断减少的背景下，欧洲地区职业教育入学率相较普通教育更加稳定[16]，反映出欧洲地区职业教育在应对人口变化中的优势。本研究以欧盟及其成员国为研究对象，旨在分析欧盟人口变化的主要表征及多维影响，阐释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应对人口变化的改革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改革进路，以期为我国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提供有益借鉴。 二、欧盟人口变化的多维影响及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改革逻辑 欧盟近年来的人口变化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和区域人口分布不均衡。人口变化对欧盟经济、社会与教育产生复杂影响，持续重构欧盟整体发展格局。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与人口变化背景紧密相连，生发出外部适应和内部发展两大改革逻辑。 (一)欧盟人口变化的主要表征及多维影响 欧盟人口整体变化受人口自然变化(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差值)与净移民流动(迁入人数与迁出人数差值)两方面影响，当人口(总)增长率为正值时，人口总数增长，反之人口总数减少。从历史角度观之，欧盟自1993年以来其人口总数虽保持正向增长态势(2020年、2021年除外)，但线性趋势显示其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且欧盟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12年开始一直为负数，近年来欧盟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净移民增加。(见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