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不仅带来了劳动任务流程的重构、劳动控制手段的升级、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也隐隐促成了让技能劳动者们越来越无法释怀的“被疏离感”“被剥夺感”以及“被控制感”。在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N.)所预言的“数字化生存”图景中，数字技术到底是如技术乐观者所畅想的那样将人带向美好的技术生活，还是如卢德主义者预见的那样将人异化成机器的“附庸”，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争论。如今“下载劳动”“玩乐劳动”“数字劳动”“赛博格”“数字霸权”“数字穷人”等新名词不断冲击人们的眼球，恰恰反映了人类对可能被数字技术“控制”，甚至“反向驯化”的强烈担忧。一方面，数字技术加速了产业升级、加快了工作节奏，技能劳动者越来越担心被“沉默解雇”(Silent Firing)或“技术性失业”，从而变得忙碌与焦躁不安。另一方面，技术构建了与本真对立的伪欲望体系，技能劳动者无形中被资本逻辑裹挟，不断遭受数字资本的“隐形剥削”(Disguised Exploitation)和“软性压迫”(Soft Coercion)，陷入“无效社交”的情感荒芜，精神文化生活日益贫瘠。 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鲍尔格曼(Borgmann，A.)曾对技术的本质及人与技术不可分割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阐释：现代社会是由技术形成的，技术已经成为一种环境和生活方式(支运波，2015)。数字技术作为新时代技能劳动者的生存方式和与世界交往的最重要路径，在为劳动者赋能的同时也极易导致劳动者的去技能化，在为劳动者营造泛在连接的虚拟工作空间时也极易导致劳动者的交往异化，在为劳动者带来“繁华”的数字化生活时也极易将劳动者引向“娱乐至死”的精神迷途。技术发展的有害后果与有益结果是不可分割的(Ellul，1990，p.514)，从鲍尔格曼“人—技术”关系的哲学视角审视技能劳动者在数字技术中的“焦点异化”现象，基于此找寻职业教育在技能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可能的早期干预手段和应对策略，助力技能劳动者最终成长为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在“数字化生存”中真正享受美好的技术生活。 一、从“设备范式”到“焦点关注”：“人—技术”的哲学审思 (一)技术参与：“人—技术”关系的理想形态 “范式”(paradigm)是由库恩(Kuhn，T.)提出，表明的是能揭示事物之本质的事实(托马斯·库恩，2003，pp.23-25)。鲍尔格曼的“设备范式”(Device Paradigm)则是通过揭晓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一种技术支配现实的方式(Borgmann，1984，p.33)，进一步解释人与技术的关系。“设备范式”将传统对“物”的意义性邀约肢解为“目的与手段的分离”，使“物”丧失其深刻性与完整性，沦为“设备”。鲍尔格曼认为，技术每一次大规模的进步都会伴随难以预计的副作用与代价(Borgmann，1984，p.39)。虽然技术被作为“设备”，其可用性与卸负性大大“接管”人类身上的任务负担，把人从痛苦与劳累中解放出来，但在“设备范式”的作用下，技术成为现代人对待现实典型和统治性的方式，使得人类对现实世界的参与性逐渐减弱(顾世春&文成伟，2011)。当人从技术“参与”(engagement)向技术“消费”(consumption)转变后，人与技术的关系就处于分置的状态。此时，技术为人类提供的是一种不显眼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模式(董晓菊&邱慧，2015)，念念不忘地对人进行异化和压制。正如马丁·海德格尔(Heidegger，M.)所定义的技术本质——“座架”(Gestell)，在由技术掌握的世界中，任何事物(包括思想和行为)都无法逃脱技术化的魔咒，被严格地限定在边框之内(吴国盛，2016，pp.102-121)。 通过对“设备范式”的界定，鲍尔格曼发现技术“消费”和技术“参与”是人类与技术相处的两种不同状态(张务农，2018)。为了进一步阐释技术“参与”这一“人—技术”关系的理想状态，鲍尔格曼在海德格尔关于“物”四重聚合的基础上，引入了“焦点物”(Focal Things)一词。“焦点物”一词的拉丁文原意为“火炉”。“火炉”作为“物”成为前技术时代家庭生活的中心，不仅实现供暖的功能，还调节着家庭成员的关系，决定着家庭成员的分工，是组织和安排家庭生活的中心。其后，“焦点物”的含义被延伸为具有汇聚其所在“与境”中与之关联会集的事物，能够为人类在漫无目的的技术社会中提供一种向心力量，帮助人类在活动中重新定位自身。在“焦点物”力量的汇聚下，人与技术有可能构建起与“设备范式”截然不同的关系格局，文化、历史、礼仪、社会秩序在诸如“火炉”的“焦点物”的汇聚作用下得以显现和维系(吴国盛，2008，pp.409-432)。 因此，鲍尔格曼认为如果人类想保持“人—技术”关系的平衡，就必须变革现代技术，这种变革并非要彻底地抛弃“设备范式”，而是在理解“设备”的基础上，将“设备范式”的负面影响进行限制。简言之，这一变革的实现途径就是通过“聚焦实践”(Focal Practices)对技术采取一种理性认知和合理选择的态度，防止技术作为“手段”遮蔽了人生活的本质“目的”，最终让承载人类本真的“焦点物”重新占据人们日常生活的核心位置(韦妙&李朦，2020)。 (二)驯化与反向驯化：技能劳动者与数字技术的关系辨析 数字时代的技能劳动者往往被称为“数字劳工”，即桑多瓦尔(Sandoval，M.)所定义的“以数字技术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为生产资料的体力劳动者以及脑力劳动者”(徐婷婷，2021)。数字技术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两个方面被驯化嵌入技能劳动者的生活工作实践中。从体力劳动的层面看，数字技术弥补人类的体力、肌肉力量的局限性(林原等，2018)，替代生物体不眠不休地进行劳动。从脑力劳动的层面看，数字技术能够辅助技能劳动者对事物的信息搜集、整合、决策与判断，处理多因素的复杂性互动，减少外部环境因素对决策者的非理性干扰。数字技术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类体力与脑力，诸如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等，其表现出“类人”的特性，包括类人的行为、类人的思维、类人的活动等方面。与人类相比，数字技术循环往复地承担一些过于烦琐、程序化的工作，在表现“类人”的特征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消解非理性因素的干扰，在决策中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判断，被技能劳动者“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