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发展史，特别是近代中国文明苦难遭遇警醒我们：一个在文化上流浪的民族，必然走向文化依附，注定要消解在历史的时空之中；一个在精神上乞讨的国家，往往会加剧主体性的沉沦，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很难蕴养出走向现代化的民族之魂。唤醒深陷危机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不仅是重大的哲学课题，也是民族自救、文明觉醒的重大使命。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围绕着民族未来和文化使命求解“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体用互鉴”“复兴儒学”“以儒代马”“以儒化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多种匡时救国、兴文自强的方案，掀起了事关古今中外的多时空、多场景、多层次的思想文化论战。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概括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突出品格，如何从中国文化发展史厘清“体用”二分到“体用贯通”的辩证逻辑，总结演进过程，梳理其中的逻辑接续、创新转成、升华发展，对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解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中体西用”：文明觉醒的逻辑起点 第一，体用之争的哲学意蕴。体用之争，由来已久。从中国哲学发展史来看，《周易》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①的分殊思辨开启了“道体器用”的先河，《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将“体用”定义为：其一，“体指形体、形质、实体；用指功能、作用、属性”；其二，“体指本体、本质，用指现象”，借助本体显示出来的现象和表现出来的作用；其三，“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②先秦时期，关于体用关系，就有很多说法，主要包括：“天”为体、“人”为用，故人要替天行道；“一”为“体”，“多”为“用”，《道德经》就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③一说；“道”为体、“德”为“用”，“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④，“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⑤，“孔德之容，唯道是从”⑥；“母”为“体”、“子”为“用”，“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⑦。还有主张“体用一源”⑧，两者同出而异名，此时的体用之争，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色彩。 第二，关于“中体”与“西学”讨论。“如从明末‘中模西材’算起，到‘中本西术’的提出，再到‘中本西末’和‘中体西用’的流行，其思想渊源约有400年的历史。”⑨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自古走在世界民族前列的中华民族开始大幅落后于时代，整体性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境地，中华民族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1840年，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封闭保守的清廷门户，自此中国开启一次次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领土范围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的历史。从1851至1864年，持续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进一步加剧清政府的衰败。1894年7月，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次年4月迫使战败的清政府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签订《辛丑条约》，每一场战争就让中国人背负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沉重枷锁，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如何“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⑩，求救国救民之良方？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面对内忧和衰败，一些救亡图存者开始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洋务派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11)这标志着以国家形式讨论“中体”与“西用”的开始，开启了“师夷长技以制夷”(12)的洋务运动，形成了“中本西末”(13)、“西学中源”(14)、“中主西辅”(15)、“中模西材”(16)的早期认知。 面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7)，1898年，张之洞提出“汇通中西，权衡新旧”(18)的重要观点，从其《劝学篇》的内9篇标题“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19)，外15篇标题“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20)，我们可以看出，内篇重“体”，外篇重“用”，本质上表现为“中体西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服务于“保国、保教、保种”(21)的中心目标。同时，他还主张会通中西学术、广译西书，强调“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22)。19世纪后期，论争更为白热化。189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合而言之，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23)1895年，清末翻译家沈毓桂以“南溪赘叟”笔名在《万国公报》刊发的《救时策》一文中也明确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4) 第三，“中体”为上的文化自大心态。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那些汗牛充栋的文化典籍，那些灿若星辰的文化遗产，一直是中华儿女引以为傲的资本，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文明在很长的历史轴线上，一直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标杆。但是，因自负、闭关、锁国、脱离时代而惨遭变故。从万国朝贡的天朝盛世图景，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25)的丑陋卖国嘴脸主政的王朝谷底，从万国衣冠汇长安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到人民为奴为马任人宰割的悲惨深渊，中华民族的沉沦不是一时之过，文明蒙尘的劫数也非一日而至。清王朝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天朝上国的自负、愚昧大臣骨子里的自大、散沙式人民眉间的茫然，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当初甚至也认为英军士兵的膝盖不能弯曲。民族心理上的文化优越感，突然遭遇无坚不摧的洋枪利炮的深度撞击，这种屈辱和失落，清廷上下都不愿意接受，只能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与抱残守缺的逃避心理“聊以自慰”，回避直视西方的优势，即便深处颓势，依然要把西方文化“置之于补充、低等、辅用的狭隘领域”(26)，不愿意接纳西方工业文明、技治技巧，依旧日保持着农业传统、小富即安、死守故土的农耕文明的傲慢。 第四，“体用之争”的进步意义。在中国积贫积弱、兼有自负与自信的时代，一味地强调走“体用不二”、会通中西的“大通之道”并不现实，保留以我为主的政治选择权、文化自决权，是民族的文化根性和文化惯性使然，因为在那个文化主体性晦暗不明的时代，文化与制度上没有限制的“大开大合”，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容易造成意识形态失控，增大亡国风险。我们不能无视历史事实，在西风东渐中，中国是“被迫”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浪潮的。闭关锁国在某种意义上就像长城一样，既防范来敌，也限制自己通向四周的路，清政府也是惧怕一下子被淹没在西式现代化浪潮进而沦为殖民地中，所以处处采用保守而谨慎的选择，只是在坚船利炮面前，选择权不在自己手里。既承认中华文明在“体”方面的优势，又看到西方文明在“用”上的优势，这是在那个时代、那个语境下辩证思考的结果与自我保护式的选择。“中体”强调了中国文化建设的民族主体性，强调保国、保教、保种的民族责任，坚守“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27)的思想认识。而在走向历史倒退的清末，“中体西用”的宣传贯彻力度、社会认知接受的速度、新教育科目的增设、入学比例的增长，都赶不上清朝衰败的速度，失去民族主体性、自信心的清王朝，既造成了“中学”的新困境，也限制了“西学”借鉴与应用的广度。因此，熊十力说：“今日文化上最大问题，即在中西之辨。”(28)“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体用问题是哲学上幽深至极而甚难解决的根本问题。“中体”未解决好，“西用”又不充分，自然会引发以“西用”冲击“中体”的新困境。“从天朝上国睡梦中惊醒过来”(29)的一些人试图在中体的“中国传统”的硬壳上钻开了一个广泛引进西术、西政的口子，从而掀起了“西体中用”的下一阶段的大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