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40余年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实现了飞速发展，并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如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及其批判、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然而，在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空前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值得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继续深思。例如，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云际会之时，我们究竟为什么需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因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拥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值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仁来学习，还是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个单纯的引介和翻译工作，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甚至只是一些比较普通的学者研读了马克思的思想，就需要将他们的书籍论著引进到中国来？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回答，至少在近十年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是语焉不详的。另外，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为参考资料，还是加以批判性的鉴别，分清其中的良莠，这个批判和鉴别的尺度又应当如何选择？最后，中国正值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国内外的挑战都是空前的，究竟需要何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来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乃至整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勠力同心，共克时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在中国的语境中，立足于中国的问题本身，使用中国的话语，来重新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曾语重心长地谈道：“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同时，我们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力，充分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①在这段谈话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绝不仅仅是一种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和论断不加甄别地简单挪植和套用，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奉行单纯的拿来主义，因为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与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面对的局势和问题都大相径庭。通过理解习近平的论断，我们可以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正是在于对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及其内在演进和矛盾进行鞭辟入里的揭示和批判，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步意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密切联系。 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我们需要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重新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做好如下工作：(1)面向中国问题，解决的是“为什么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问题，这是本体论问题；(2)立足中国话语，解决的是“如何开展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我们究竟用何种方法和话语来批判性地使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这就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问题；(3)服务中国未来，解决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面向更波澜壮阔的时代视角，实现马克思主义寄予人类社会的未来希望。 一、面向中国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本体论 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滥觞于何时？的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后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述已经通过某些方式被翻译和引介过来。例如，196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玖兴先生就曾节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一书，在序言中，王玖兴先生并没有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称谓来称呼卢卡奇，而是直接将卢卡奇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修正者②，也就是说，在王玖兴先生看来，卢卡奇并不是外在于主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支流，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修正和变异。与之类似，1957年由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的著作《美学概论》，无论是中文译者，还是俄译本的序，都没有将列斐伏尔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书的扉页上，该书编辑对列斐伏尔的称呼是“法国进步作家”，而俄译者斯密尔诺娃对列斐伏尔的介绍是：“本书的作者是法国进步哲学家和经济学家。”③里面并没有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来称呼列斐伏尔。即便在后来的一些编译资料中，例如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主编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系列，对卢卡奇、阿尔都塞、柯尔施等人的资料编译，也是以“西方对马克思主义探讨”为标题来收录他们的文献和文章的。这个现象表明，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并不是随着卢卡奇、列斐伏尔、阿尔都塞、柯尔施、萨特等人的文献和著作的翻译和引入，在中国就诞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那个时代，这些作者的文献，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他们的著述，犹如王玖兴先生的注解一样，在当时只是主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支流和补充，只能作为一个透镜折射出西方国家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而不是特定的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