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提出了“马克思如何能成为马克思”的命题，并将其解答为“建立一种对意识形态与科学进行历史性区分的历史理论与哲学”①。时至今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的科学”②的定位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是误解与错置却仍然存在。误解在于将科学限定为关于本体论或者认识论的单方面描述。误解最初出现于狄慈根哲学，成型于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被强行地划分为两门具体科学，关于历史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注超过了对历史本身的总体理解。但是，随着列宁对作为“一整块钢”的历史科学的强调，随着历史与理论在工人阶级革命实践中的重塑，尤其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学理化诠释和解读，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逐渐获得了内在统一的阐释和发展。相比而言，错置或许更应受到当代学人的关注，其特点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各种历史理论相混同，或导致历史唯物主义被伦理化解读，或造成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碎片化与实证化。因此，重新审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科学的界定，尤其是在当代语境下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将增益今人创造历史之实践的审慎与创新。 一、历史语境的扬弃：界定哲学与历史的一般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科学(historische Wissenschaft)的定义有多个层次，绝非只是一个笼统的定论。从文本的意图来看，该定义主要有两个层次：一者是对一般人类历史的研究，包含着对人类文明经验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其所呈现的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关系的一般解释，其所推动的是在各种社会发展阶段中关于历史之实存与历史之意识的一般结构的客观理解；二者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来的现代历史的研究，其主要意图是以“人体解剖”对历史发展的客观机制的解释，其必要环节是对各种历史理论的批判，其所促成的是基于现代历史经验的历史科学对现存事物的反思与超越。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科学概念在18世纪就已经出现，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由理性主义、历史主义、浪漫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学术观点的丰富之后，在学界(尤其是德语学界)形成了具有一定共识的一般定义，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以思想史所提供的历史科学概念来展开学术对话和理论批判。故而在宏观层面，历史科学指“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③。具体而言，历史科学是“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④的科学。这个一般定义和康德所说的“博学者”(Gottesgelehrter)⑤所知晓的历史科学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同时也和黑格尔所说的能够解释、证明精神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所表现的“最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科学”⑥相去不远，都是在已有的人类历史经验中归纳出来的确定性的知识，其客观性在于历史业已呈现的现象。如恩格斯在1885年给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所批判的德国的历史科学，显然不是狭义上的历史哲学或者历史学，而是研究人类历史经验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在德国，全部历史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已经堕落到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在理论方面向来不过是一些略带博爱主义色彩的庸俗经济学家，而现在他们简直已经堕落到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的辩护士的地步了”⑦。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包括历史科学概念在内的既定的思想史基础与方法受制于近代以来的社会制度与阶级状况，对历史科学的一般定义与范畴界定的扬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环节。但是这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一个十分常见的论据，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当中删去的一句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⑧，甚至进而将其引申为作为唯一历史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对历史思考科学化的不满从马克思之前延续到了20世纪，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为这种不满提供了理论转化的方法论可能。 在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之前，历史并不是确定性知识的思考对象，而是掺杂着宗教与诗性的崇高却偶然的智慧。在古典时代，无论是希罗多德笔下克洛伊索斯的经历和雅典帝国的兴衰，抑或司马迁笔下项羽的沉浮和《太史公自序》，其主题不是外在于作者精神世界的客观的历史，而是倾注了作者价值取向与写作意图的历史建构，在其中附着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内容无外乎是命运之无常、神谕之启示、崇高之德性。在中世纪，古典的历史写作又进一步被附加了宗教的内容，神性的秩序与现实的权力规范了个性化的历史思考，不论是修道院还是国子监的“历史”都无外乎将客观的神性视为客观的历史本身。自然科学在近代的兴起，尤其是工业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包括历史学和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所展示的来自物质世界的客观性，以其不可辩驳的力量否定了道德或宗教的客观性，进而使得趋向于科学的历史学与哲学在话语与方法论转变的阵痛中寻找科学化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近代历史科学的雏形开始出现了。在维科、康德、赫尔德和黑格尔的历史科学中，尽管仍然是以思辨的客观性来定义科学，但是其科学的外观至少是完整的，即试图以超越偶然与具体的普遍思维把握历史本身所蕴含的牛顿式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无疑处于这个宏观的思想史语境中，并且率先在哲学与历史学之外对既定的“科学化”方法进行了批判与反思。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描述了一个关于哲学与历史学“科学化”的事实：“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⑨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暗示，在近代自然科学与工业活动所展现的发展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真理面前，哲学与历史学的真实意图仍然是将科学作为思想史存续的“注脚”，而不是从新的工业文明之中汲取新的对象、把握新的规律。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思辨与建构的哲学、特殊与诗意的历史学仍然试图以自身的范畴来定义科学，在话语中将科学所呈现的客观性与革命性“占为己有”，这种情况马克思同样也有描述：“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