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终结”不是哲学的消失，而是“形而上学”的终结。在此意义上，“终结”既表达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形态之“完成”，又意味着摒弃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形态，建立新的哲学自我理解方式。在前一意义上，黑格尔完成或终结了“哲学”；而现代哲学家们则是在后一意义上宣告了“哲学终结”。“几乎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19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怀特，第7页)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的“完成”是通过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统一实现的。在哲学史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长期内在纠缠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对以往辩证法的变革与“消灭哲学”是同一个过程。“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7页)是统一在一起的。辩证法是理解“哲学终结”的关键，也是确立“哲学终结”之后哲学“合理形态”的关键。 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无疑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对理解哲学在当代的“合理形态”和真实根据提供了重要启示。然而，在宣告“哲学终结”的各种思潮及相关研究中，这一视角没能得到充分关注和真正阐明。现代哲学家们在批判传统哲学的过程中将辩证法视作形而上学的思辨语言予以“抛弃”。①但是，这种做法未能真正理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相统一的双重后果，也未能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变革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革命意义。对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充分反思，特别是在唯物史观中揭示了马克思对辩证法理论的变革以及对“哲学终结”的理解，并提示出现代哲学与辩证法理论的新面向。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有力地批驳了在拒斥形而上学以及宣告“哲学终结”的口实下否弃辩证法的做法，提示出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变革是理解现代哲学发展趋向的重要理论基石，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哲学观与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研究。当然，这一观点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譬如，如何理解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改造与形而上学终结的内在关联及其现实指向性？从理论思维和社会历史的结合点看，马克思通过改造辩证法确立了一种面向现实生活本身的“活动论哲学观”。据此，将“改造”辩证法视作“消灭哲学”与“改变世界”的路径成为研究“哲学终结”问题和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关键。以此为切入点，能够进一步揭示“哲学终结”之后的哲学自我理解方式及其合法性根据，并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结合点，彰显其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理论品格与人文解放意蕴，从而推动从唯物史观出发深度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变革与现代哲学观变革及其内在关联，促进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 辩证法变革：理解“哲学终结”的关键 首先，从哲学自我理解方式的历史跃迁过程看，辩证法观念的形成推动了形而上学的诞生。哲学是作为形而上学诞生的，其基底是对世界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然而，这一形而上学的观念单单依靠经验方法和表象思维是难以形成的。它离不开关于一与多、变与不变、本质与现象、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性和矛盾性的理论自觉。譬如，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赫拉克利特认为是“一团永恒的活火”(《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1页)。这一表面上基于表象思维的经验性发问与回答却离不开辩证法观念的形成。“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同上，第23页)相对于一切存在物的有限性，“活火”作为世界的本原和根据是无限的。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称赫拉克利特“是第一次说出了无限的性质的人，亦即第一次把自然了解为自身无限的，即把自然的本质了解为过程的人”(黑格尔，2017年，第344页)。正是基于对有限与无限的矛盾性的自觉意识，赫拉克利特为辩证法“奠基”的同时，也塑造了一种形而上学观念，即存在着一个无限运动的本原支配着有限的事物。作为“辩证法的创立者”，芝诺指出，“如果事物是多数的，它们就必定既小又大，小到根本没有大小，大到无限”(《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6页)。存在者是多，其性质是有限的和相对的，是既大又小的。因而，对存在者的认识只能产生有限的意见，而不是普遍真理。据此，哲学不是研究运动变化的存在者，而是确定现象运动变化背后的普遍原因。正是借助辩证法观念的形成，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得以真正提出。 其次，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在哲学史上是长期内在纠缠在一起的。辩证法作为认识普遍真理的方法深化和推动了形而上学的发展。柏拉图将辩证法视作认识普遍真理的唯一途径，通过理念辩证法确立了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传统。然而，无论是近代西方的经验论哲学还是唯理论哲学，都没能理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内在纠缠关系。因此，它们将认识论问题提到本体论问题之前，将知性思维与形而上学联系起来，从而陷入怀疑论或独断论，导致了哲学的理论危机。对此，康德提出了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追问。事后观之，要在形而上学的框架内进一步回答这一问题依靠知性思维是不可能的。康德从先验逻辑出发重新回到柏拉图理念辩证法的“世界二分”图式，确立了现象与物自体的界限。基于“先天综合判断”，康德的先验辩证论揭示了理论理性的“二律背反”，并将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认识论问题转化为实践理性领域的道德哲学问题。康德的理论探索表明，对哲学理论危机的拯救和形而上学的理论推进离不开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