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哲学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哲学史并不是所谓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而是理论与实践相互“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西方观念论传统在黑格尔精神哲学中达到顶峰、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开辟了新的实践哲学转向之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更是被十分明确地提了出来，并获得了真实的意义。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实践哲学”之间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这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颠倒”以及本体论(实践本体论)对认识论(直观反映论)的“取代”，虽然此种观点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些新阐释，但这些阐释似乎难以避免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化和唯心主义的独断化色彩，从而未能恰当地揭示出理论与实践的真实关系。为此，我们应该深入“实践哲学”传统内部，在梳理和澄清理论与实践内在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阐释二者更为真实而丰富的张力关系，进而深入揭示和凸显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革命。 一、哲学史上的两种实践传统：“消极实践”和“积极实践”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自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以来，哲学史一直为两种对立的观点所左右：一种观点坚决主张抽象理性的超越力量和理智的绝对解放力量，而另一种则试图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揭露理性纯粹主义的想象性”①。在一定意义上，哈贝马斯的这一说法揭示的正是哲学史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关系，实际上意味着哲学史上对实践的两种不同理解，即“消极实践”——理论规定和约束下的被动的抽象活动和“积极实践”——努力超越理论抽象统治的现实的创造性活动。 应该说，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比较明确关注和界定实践的，是被马克思称为“希腊哲学中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②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的活动划分为“理论、实践和制作”三种主要形式，并从对象和目的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区分。从对象来说，理论是对“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即“永恒的东西”进行思考；而实践和制作“都以可变事物为对象”。③从目的来说，理论是不行动的活动，其自身便是目的；实践是基于某种善的目的、针对可因人的努力而改变的事物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是指伦理的和政治的活动；制作是使某事物生成的活动，其目的在于活动之外的产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因理论以自身为目的，所以理论也与实践相同，是一种自身构成目的的活动，是最高意义的实践；而制作的目的则在活动之外，是最低级的甚至是动物性的活动，不属于实践。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依据对象和目的的不同第一次把理论、实践和制作区别开来，但其特别强调的还是实践与制作的区别。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实践因为包含自身的目的性，所以与理论是同一类的积极、自由、高级的活动——实践智慧，其目的不是知识而是道德行为的改善；制作则不以自身为目的，因而是不同于实践的、与生产一样的低级的不自由的活动。也正因如此，奴隶、工匠等从事的低级的生产和制作活动——劳动，被亚里士多德排除在高级的实践之外。所以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实践虽然高于制作，但在本质上仍然是理论的——表达着逻各斯(理性)，而真正的实践——生产劳动——却是低级的、消极的和不自由的。可见，亚里士多德开启了古希腊敌视劳动的思想传统。因此，亚里士多德最喜欢的绝不是奴隶和工匠的生产与制作活动，而是高于生产实践的“沉思生活”——最自由幸福的生活。由此可见，哲学史上关于实践的思想传统，自亚里士多德始就有了“积极实践”(即理论)与“消极实践”(即劳动)之分。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这一划分以及轻视生产(实践)的传统，一直影响和制约着西方哲学的发展，特别是近代的康德(甚至亚当·斯密)、黑格尔和现代的汉娜·阿伦特等思想家。而马克思则以“颠倒的方式”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 康德对理性能力进行了划界和区分，表面上是想限定理论理性并为实践理性留下空间和地盘，实际上却是以另一种方式高扬了理论理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认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高扬了理论理性的巨大作用，但在实践问题上，他基本上接过了亚里士多德的衣钵，继续推进和拓展道德实践。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直接肯认“纯粹理性是能够实践的”④，力图打通并形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关系。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指出，“只有两种概念容许有一批关于对象可能性的各异的原理，这就是：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⑤，并强调前者使认识按照先验原理成为可能，这种发展属于自然哲学；而后者则建立扩大意志活动的基本法则，这种发展属于道德哲学。同时，康德区分了“技术的实践”和“道德的实践”⑥，并把“技术的实践”看作理论的延伸，理论依然高于实践(技术)。表面上看，康德主张理论理性与自然相关，只有实践理性才与自由相关，所以他最终强调只有“道德的实践”才是真正自由的“实践”。实际上，康德所谓的“实践理性”并非指人的有物质动机的意志，而是空洞形式的“纯粹意志”，因此，他所谓的“道德的实践”也不是指现实的、具体的人之感性活动，而是指意志使其行动准则与道德律相契合的活动，即意志本身内部的抽象活动。⑦由此可见，康德的实践理性不自觉地走向了理论理性——抽象的意志和精神活动。正是因为康德对人之“理性”的这种“大胆运用”，与马克思有忘年之交的德国大诗人海涅才认为，《纯粹理性批判》是“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⑧，所以《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都只是《纯粹理性批判》的说明和注脚。⑨可以说，海涅的这些判断是准确而深刻的。在同样的意义上，虽然马克思也称赞康德的实践理性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但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实际上是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但不管是康德还是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因为他们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⑩由此可见，康德的实践哲学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理论与现实割裂并高于现实的状况。所以，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实践哲学”发展进程中，作为“非实践”的自由意志的实践理性，在一定意义上一直占据着优先地位：在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结合成一个认识，并且这种联结是先天地以理性自身为基础时，实践理性就占有优先地位。(11)而作为感性的、物质性创造活动的真正的生产实践却默默无闻。因此，康德这种所谓的“实践优先”绝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真正感性的物质活动的优先，而仍然是抽象精神和“道德意志”的优先。所以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依然存在“积极实践”即理论理性与“消极实践”即实践理性的对立和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