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②，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阐释人类现代文明形态的“全新图式”，对于深化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超越资本逻辑的崭新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的差异是界定和区分不同文明形态的根本标准。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都有其自身独特的主导性逻辑，形成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态，如以耕种和养殖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强调能够提供天然信任和合作基础的家族血缘关系，尊重传统和权威，塑造和形成了农业文明形态；以机器制造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方式，更加强调竞争、效率和专业分工，注重技术理性和制度规范，型构了工业文明形态。因此，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③。生产方式之异，并非只是工具之差，亦在组织之别。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的发展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它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④在技术趋同的现代性中，文明形态分野于生产过程中所依赖的组织性质和运作方式等社会条件。 (一)提升自然要素的生产能力 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⑤。长期以来，人们对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关注点偏向于主体因素和工具因素，对作为对象性存在的自然界却未能给予相应重视，因而对自然资源进行大规模开发和掠夺性利用，最终使人类社会发展面临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增长的极限”。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呈现的“高增长、高代价”特征以及“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⑥的严峻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为构建一种新的生产力质态提供了理论依据。 自然界是人类劳动及从中生成产品的唯一物质来源，“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⑦。一旦超出自然环境的承载限度与复原能力，劳动者的自然生存条件就会迅速恶化，劳动资料的功能价值和配置效率就会大幅降低，劳动对象的数量与品质也会显著下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⑧，必须停止盲目改造自然的破坏性行为，在必要的情况下，“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⑨。具体而言，我国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开展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严格执行生态红线政策，在自然保护地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等，给自然界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不断涵养和提升自然要素的质量。这种生态优先的发展方式，既不同于资本驱动下“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⑩的短视性生产行动，也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相当水平后才逐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在保护和发展的“两难”抉择中找到了最优解。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异化的基础上曾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解”的理想愿景，这不仅指向生态系统的恢复平衡，更深层次地指向对自然界内在价值的重新认知及其全面彰显。我国在确保生态系统功能不被破坏的基础上，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作为生产投入品，推进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标准创新，通过产业集聚和联动、优化配置各类资源要素等方式，挖掘自然的经济、生态和精神文化等多维价值，创新自然要素价值的实现机制，培育发展了大量“生态+”新业态，促使自然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释放驱动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成功破解了传统工业化中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现代化悖论”，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生产发展共融的新路子。 (二)重塑低碳循环的生产体系 生产劳动本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如果人对自然的索取远超对自然的返还，就会“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11)，进而引发“自然的报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以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体系为核心支柱，把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置于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总交换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生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将生产活动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范围内，是人类调节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基本遵循。我国建立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制度，设定资源消耗上限，对能源、水、土地等战略性资源消耗总量实施管控，强化资源消耗总量管控与消耗强度管理的协同；严守环境质量底线，在产业准入阶段进行环境筛选，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盲目发展，相应确定产业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值和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严格自然生态空间征用管理，建立区域、流域红线监测预警机制。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以有用性为尺度审视自然，不可避免地趋向于“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12)，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生产的加速性与生态系统更新的缓慢性、欲求回报的短期性与生态循环的长期性之间存在巨大张力，既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又导致自然的绝对贫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明确生产行为的空间边界和管理限值，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无限索取自然资源的生产模式，将自然从“有用物”的功利主义视角中解放出来，并将其视为生产中需审慎呵护的客体，实质上重新定义了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显然是人类文明形态的重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