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声、西曲多以男女相悦为主题,但部分歌辞却渗入了佛教元素,它们与歌唱爱情的内容熔为一炉,既保留了红尘世味,又蕴含着警世无常的佛教宣传意义。吴声、西曲中佛教元素的植入遵循着一定法度,在思想内容上须兼顾佛教义理与乐府歌辞原初主题的相融,操作技法上则是选择组曲中一两首歌辞以佛教元素巧妙点化,使二者契合无间、情理两得。南朝名僧如释宝月、释法云等均曾在官方敕令下依据佛教思想对乐府歌辞进行改制,说明这类歌辞的产生与善声沙门的介入不无关系。这种看似违背佛教歌舞禁令的行为,实际上是大乘佛教利生济世、不舍世法的思想影响下一种极具深意的宗教实践,可视为佛教在传播形式上为适应南朝政治文化需要而作出的积极应对和调整。
。”⑤将七宝用作生活器物的装饰在南朝乐府中并不罕见,如西曲《杨叛儿》其一:“截玉作手钩,七宝光平天。”⑥其四:“七宝珠络鼓,教郎拍复拍。”⑦《团扇郎》其一:“七宝画团扇,灿烂明月光。”⑧同时,金莲花作为常见的佛教装饰纹样,也屡见于当时贵族的宅邸。据《邺中记》,石虎即在其御床“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
囊,囊受三升,以盛香”⑨。南北朝时期,佛教塔庙的檐角亦常以金莲花为饰,如鲍照《煌煌京洛行》云“绣桷金莲花,桂柱玉盘龙”⑩,《洛阳伽蓝记》谓洛阳景林寺“讲殿叠起,房庑连属。丹楹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11)。南齐东昏侯甚至效仿佛陀本生故事,为宠妃潘玉儿“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12)金莲花在南朝乐府曲辞中也多有吟咏,除《青阳度》其二外,像《子夜歌》中的“金铜作芙蓉,莲子何能实”(13)“玉藕金芙蓉,无称我莲子”(14),当也是由此类佛教饰物而产生的联想。可见,随着佛教在南朝的兴盛,一些具有宗教意涵的佛教纹饰已经渗透到当时贵族的日常生活之中,这首歌辞中的碧玉砧、七宝金莲杵,即是贵族女子特制的具有佛教含义的摆件饰物。 关于捣衣杵上的图案和形制,稽之佛典可知,七宝金莲乃是佛的宝座,如《增一阿含经》云:“世尊坐金莲华,七宝为茎,及五百比丘各各坐宝莲华。”(15)又《佛说申日经》云:“佛蹈火坑变为浴池,中生莲华大如车轮,华有千叶,七宝为茎,其色妙好,佛蹈其上,及诸菩萨所可蹈华,皆生五百叶,弟子乘者华生五百叶。”(16)可知,歌辞中的七宝金莲杵乃是脱胎于佛坐金莲华形象的佛教器物。由此,诗中女子随之进行的“轻祷”动作,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了。原来,这位贵族女子所“轻祷”的对象,正是刻绘于捣衣杵上身坐七宝金莲的佛陀。碧玉砧和七宝金莲杵这两件珍贵的佛教器物,乃是她思念在外亲人的寄托和慰藉之物。一方面,由于这两件器物本身就是思妇捣衣情景的再现,她可以借此追念在外亲人的冷暖,寄托思念之情;另一方面,由于上面刻绘的佛坐金莲形象,她可以面对佛陀倾诉自己独处的痛苦和委屈,企盼远方亲人平安归来,所谓“轻捣只为汝”,概括的就是这样一个如泣如诉的祈祷过程。而将砧杵器物的象征义与图像义融合在一起以达成思妇情感宣泄和精神慰藉的目的,则是南朝民间歌谣中常见的双关隐语技法。这样别开生面的布置,足见作者在世俗与宗教的游走过程中,对处置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下足了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