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铭文所见“自我书写”现象论析

　　一、引论：“铭”之所指为何

　　先秦文献中常见各种铭文的记录，却较少对其内涵进行论述。《左传·襄公十九年》载鲁臧武仲曰：“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1]此段简要论及铭的常见内容和功用，已属可贵。但何谓铭?较早系统论述此问题的是《礼记·祭统》，其谓：“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2]1891《国语·晋语一》“其铭有之”，韦昭注谓：“刻器曰铭。”[3]《说文解字》曰：“铭，记也。从金名声。”[4]299上简而言之，是把在坚硬物体表面铸写或刻写文字的行为称为“铭”，进而一切铸刻在载体表面的文字都可以称“铭”。出土所见商周铭文最多的载体是青铜器，也有部分玉石、陶范、土版等，传世文献中也有把刻写在各类日用器具或墓碑棺椁上的文字称为“铭”的。此外，周代丧礼有“铭”，又称“铭旌”或“明旌”，是题写丧主姓名的器具，《仪礼·士丧礼》谓“为铭，各以其物……书铭于末，曰：某氏某之柩”[5]，似为笔墨书写(或认为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即铭旌)。但此类“铭”较特殊，此处不作讨论。总之，“铭”一般来说是以铸刻等方式书写于硬质载体表面的文本，但也有例外。

　　“铭”的内涵及其演化与古人对铭的认知有密切关联，此点容另文讨论。本文先探讨另一关键问题：“铭”所指的文本是哪些?或者说，铸刻在某一物体表面的文字，全部都算是“铭”吗?一般确实如此，比如我们把一件青铜器上的所有文字，皆视为铭文。但铭文作者不一定这样认为。如战国晚期《中山王鼎》(《集成》2840)①：“唯十四年，中山王作鼎。于铭曰：‘呜呼，语不悖哉!寡人闻之……’”此器“于铭曰”之后有数百字长文，显然它们才是作者所说的“铭”，而“唯十四年，中山王作鼎”两句不在“铭”所指范围内。如果硬要将其纳入作品，则更类于后世诗文之“序”。

　　传世文献有相似之例。如东汉蔡邕《黄钺铭》，开篇是一大段交代背景的文句，最后才谓：“是用镂石假象，作兹征钺军鼓，陈之东阶，以昭公文武之勋焉。铭曰：‘帝命将军，秉兹黄钺，威灵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位，群狄斯柔，齐斧罔设，人士斯休。’”[6]考虑到“黄钺”这一载体表面空间很有限，后人或认为“铭曰”之后诸语才是“黄钺铭”的真正所指。

　　类似现象更多见于汉代碑铭。如《后汉书·窦融列传》载班固作《封燕然山铭》，先谓“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曰”，此段显为史书叙事，其下即载铭文。然而，此“铭文”前部仍为长篇叙事，最后才谓：“乃遂封山刊石，昭铭上德，其辞曰：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7]注意，整篇文字两次对“作铭”这一事件进行书写，且都用“铭曰”“辞曰”等语进行明确指称。这就让人困惑，究竟哪些内容是“铭”的所指?今存《文选》此文题《封燕然山铭并序》[8]，“并序”二字似说明当时将前面部分视为“序”，而只将后五句作为真正的“铭”。此外，同书所收陆佐公《石阙铭》《新刻漏铭并序》二作，皆有类似结构，但后者题“并序”而前者不题，说明当时人对铭之所指的理解并不固定。

　　这种“不固定”并非汉代独有，先秦铭文中已存在类似现象。而从上举诸例可见，此种现象的辨析有赖于铭文对自身的叙述(如“于铭曰”)。我们把在铭文文本中对铭文自身及其创作过程进行叙述的现象称为铭文的“自我书写”。周代铭文已有较多“自我书写”之例，由此可考见当时人对铭的认知。下文将此类例子分为“自我指称”和“自书作铭”两类进行讨论。前者是指铭文中出现“铭曰”或类似词语，明示或暗示某些文本为“铭”；后者则仅指铭文中对制作铭文之事进行叙述。如果两者同时出现，则归入前一类讨论。

　　二、铭文“自我指称”与“铭”的不同指向

　　据研究，西周铭文与商代铭文最大的不同是产生了一类新的铭文内容单元，它出现于铭文“作器事件”结束之后(一般即为铭文的结尾部分)，主要表达器主的祈愿或祝颂，故可称“祈祝单元”②。祈祝单元内容丰富，常见为器主希望健康长寿、子孙永宝、祖先福佑的意愿，多用“眉寿”“亡疆”“子子孙孙永宝用”等语(传统又称“嘏辞”)，另外也有训诰、箴诫类内容，甚至出现篇幅较长的叙事，如《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

　　西周时期的祈祝单元中开始出现“铭”这一自我指称(或类似称谓)，下文依次举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