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讲，收入差距的潜在扩大趋势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经典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具有生产性和分配性二重功能属性，能够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形式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提高个体工资收入、调节社会群体的收入分布。[1]因此，教育及其塑造的人力资本是促进代际流动的重要手段，对于消弭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教育代际流动性是指父辈受教育程度对子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效应，影响效应越大预示着教育代际相关性越强，教育代际流动性也就越弱。当个体教育机会、教育获得对家庭经济文化背景具有较强的阶层依附性时，由此产生的教育结果不平等将会加剧收入差距并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 公共教育扩张政策在扩大教育机会供给、改善教育代际流动性、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2]在我国，公共教育扩张政策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通过义务教育改革逐渐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幅扫除劳动人口中的文盲比率；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通过高校扩招政策放宽了大学教育的配额限制，为适龄青年提供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外生型扩张同时推动我国由精英化迈入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3] 随着公共教育扩张政策的推行，学术研究也增强了对于教育扩张与教育代际流动性的讨论，但研究结论尚存分歧。[4]譬如，伊安内利(Iannelli)的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扩张政策提高了苏格兰劣势群体教育向上流动的可能，[5]但斯特吉斯(Sturgis)等学者的研究却发现，教育扩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育代际流动性，也扩大了不同阶层的教育结果不平等。[6]罗楚亮和刘晓霞基于CHIP2013的数据研究，发现教育扩张总体上提高了教育流动性，降低了受教育程度代际向下流动的可能性。[7]彭骏和赵西亮同样利用CHIP2013数据的研究，采用转移矩阵的方法揭示了农村地区父辈—子代受教育程度间具有高度正相关性，但两次教育扩张政策未能有效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代际流动水平。[8] 在基础教育领域，周颖、杨天池、贾男利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的研究，发现义务教育改革虽然提高了父辈的教育年限，但教育代际流动性主要依靠遗传传导，政策并未产生代际溢出效应。[9]在高等教育领域，王琳、宋博、刘华的研究，同样采用断点回归的研究设计，发现高校扩招未能显著提高农村地区参与高等教育的概率，[10]而张楠和迟景明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研究，也发现了高校扩招虽然有助于代际绝对流动，但未能促进代际相对流动水平，体现出公共教育政策对于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仍相对有限。[11] 在公共教育扩张政策与教育代际流动的关系尚存分歧，并且教育代际流动对于实现教育公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将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教育代际流动系数的测量及其影响效应分析，一方面形成对既有研究有益的学术补充，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实证研究为深化教育事业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供经验支撑与决策基础。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及样本清理 实证研究所用数据源自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委托国家统计局调查样本库在2019年开展的最新一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na Institute For Income Distribution，CHIP)，本文采用城镇住户适用卷。CHIP2019覆盖面广，数据涵盖了我国北京、山西、辽宁、江苏等15个省份，并且在微观信息部分同时囊括了子代和父辈受教育程度以及人口统计学特征等方面的丰富信息，因而能够满足我们对于数据外部有效性和相关信息的研究要求。 在原始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我们通过以下三方面处理获得样本：首先，根据题项“与户主的关系”，结合性别变量依次分离出父亲、母亲和子女样本，然后根据家庭代码将父辈与子代信息做纵向匹配。其次，根据题项“2018年末的就业/在学情况”将选择“在校学生”的子代剔除，同时进一步剔除年龄在18岁以下，仍有可能接受学历教育的子代。最后，借鉴既有研究设计，在全样本的基础上，筛选出义务教育改革(1960-1980年)和高校扩招政策影响范围(1980-1991年)的样本，以识别公共教育扩张政策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外生冲击。[12] 需要对样本处理做出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的巨大发展离不开两项外生型的教育扩张政策，一项是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施行后引领的义务教育改革，逐步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另一项则是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开启的高校扩招政策，通过放宽适龄青年接受大学教育的配额限制，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步入了大众化的发展阶段。既有研究业已证明，在两项教育扩张政策的积极推动下，我国劳动力的教育人力积累及其分布结构得到了有效提升与改善，为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步入人力资源强国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13]因此，在现有数据条件缺乏有效工具变量的情况下，我们在样本处理时试图筛选出两项公共教育扩张政策对适龄青年的干预范围，以期精确判断外生教育政策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