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①的理论性质、思想逻辑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效应进行了不少具有总结性价值的研究。回顾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其中一个曾经在理论界备受关注的重要事件，就是在21世纪初，我国学者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所进行的争论。这一争论的表层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分期问题，而实质和根本则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性质的判断。这一争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跟踪研究当代西方左翼理论的最新发展有重要思想价值。正如在争论中学者们已经意识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法论上的转变，从根本上反映出的是社会历史现实的变化。如果我们从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演变逻辑，即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以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来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逻辑，就会对这一争论形成新的理解，从而为我们立足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立场，研究西方左翼思想的逻辑转变，特别是当代西方左翼理论的性质提供新的视角。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现实 佩里·安德森早在其1976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就已经指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是一个限制性的判断，是缺乏普遍性的，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资本主义新一轮危机的爆发，恰恰显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限度。②这种看法，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终结论”了。但是，佩里·安德森在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之后，并未将之放在更深一层的哲学方法论的本质结构和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上进行追问。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论”在我国学界最早由张一兵和张亮等学者提出，其基本判断是：狭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其逻辑主线是由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所奠定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但是，以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反拨，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工业文明和启蒙理性所进行的彻底拒绝，预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则标志着对卢卡奇所奠定的主客体同一历史辩证法的彻底否定，从而在逻辑上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③在具体的历史节点上，“六八运动”④的失败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终结的标志。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的判断之上，对于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左翼理论和激进思潮，则应当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等理解框架中进行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论”的落脚点在于提出这样的主张，即面对西方左翼理论和激进思潮的新发展，中国学者需要搭建一种新的理论视域和“新的历史性理论逻辑”⑤。 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论”，反对者则更强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广义上加以界定，其主要观点是，主客体同一性和总体性并非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前提。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对概念拜物教的批判，毋宁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物化和异化传统批判的继续；而阿多诺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整体格局上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针对“逻辑终结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理论版图的描绘，反对的观点是，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主题上多元化的表现；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反对第二国际经济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的继续和彻底化。⑥ 其实，抛开具体观点上的差异，参与争论的两方做出了一个共同的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历史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争论的双方因此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这一事实，即在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显然发生了一些转变。那么，这些变化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变化的深层联系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与中国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讨论形成呼应的是，国际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和发展限度也进行了一定的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由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和美国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提出。这两位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保持了一定距离的理论家，不约而同地指认了这一事实：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左翼理论，并没有对20世纪70年代转型之后的资本主义做出有效的理论回应。 斯特兰奇在她的《赌场资本主义》中，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的世界信用体系和银行业，以及生产结构的剧烈变化进行了讨论。她辛辣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关注到这一转型，甚至“一些爱思考更爱观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和一些爱思考更爱观察的金融保守主义者的评论之间的距离并不十分遥远”。她还援引了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分离的讨论，认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一开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革命失败的境况，而后受到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美苏交恶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此后，这种分离变得愈发严重，以致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左翼学者们更无关注金融资本主义转型的意识，“可以说这种长期分离既可以用来解释1968年庆祝巴黎和其他地方工人和知识分子短暂结合时的狂喜；也可以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发生在工业、贸易，及更重要的金融领域中的深刻、重要变化长久以来一直不感兴趣的原因”。她还指出：“在欧洲，多数主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更高尚的哲学主题上，对当今经济发展关注很少。”⑦可以看到，斯特兰奇敏锐地洞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形式之间的错位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讨论如果局限于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是无法充分展开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原则来分析，必须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统一起来进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