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成立前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主要到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党的创建和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而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高校，则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研究的重要场所之一。目前，学界有关民主革命时期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成果不多①，从高校报刊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尚无专文。因此，本文拟以部分北京高校报刊为主要文献资料，探讨1917—1937年北京高校报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以期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高校报刊史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 北京高校报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比起中共党报党刊迥然不同。这种不同点主要体现在高校报刊更多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或一种哲学、经济学理论进行公开传播与研究，探讨该学说或哲学、经济学理论的优点和不足，以及实践的可行性等，尤其是着重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学术性。1930年前后开始，北京高校报刊登载的国内外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显著增加，除了对理论的学术性讨论之外，对其实践性的探讨明显增加。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介绍与讨论 五四运动后，中国掀起了各种社会思潮传播的热潮，北京高校报刊对诸多社会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讨论随之逐渐增多。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与讨论。早在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就通过刊登蔡元培和李大钊有关劳工价值的演说，率先肯定了工人阶级的价值。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②，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更将劳工世界比作“世界的新潮流”“新纪元的创造”，且认为“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③ 北京高校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至五四运动以前，但北京高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与讨论却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1930年3月，《燕大月刊》专门刊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含两种重要的观念：第一是辨证的观念，用一种进化及动的观念去观察宇宙，第二是唯物论的观念，谓我们所能够认识的，只是宇宙的物质条件。”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是将这两种观念即唯物论与辩证法合并在一起去解释历史，“完成了科学的历史进化论。”而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批评，主要源自批评者的名词误解和观念混淆，尤其是将“物质利益”与“物质条件”混为一谈，而“物质条件”才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历史支配者。④该刊亦对布哈林的唯物史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其“犯了折衷主义的，二元论的错误”，“企图以机械的自然代替偶然而根本抛弃自然”。⑤显然，这些文字明晰了唯物史观的内涵，对于受众准确理解何谓唯物史观不无裨益。1931年6月，该刊又发文分析中国的知识阶级，认为“知识阶级其自身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的阶级利害的严整的阶级”，并把知识阶级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知识阶级“几乎全部属于资产阶级”，中层则“多数成为慈善家或人道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下层则只有站在无产阶级战线上才能自救。因而，处在“动荡的时代急流里”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两条路可选：“不‘上进’到榨取阶级的阵营，分享资产阶级的唾余，便是‘堕落’到无产大众的队伍里，肩起历史的使命，成为变革社会的一员战士。”⑥这就传播了阶级问题和阶级分析方法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 北京高校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为数不多。1931年6月，《燕大月刊》译介了列宁名著《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阐述了国家的几个特征：“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特殊的武装队伍和监狱等等”“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国家的‘衰亡’与暴力革命”，结论是：“不经过一次暴力革命，要以无产阶级的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的。”⑦这为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实践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尽管大革命失败了，但即便是在批评共产党时，陈铭枢也不得不认为：“革命是一种潮流，纵政治上一时有不能使人满意之处，但此种潮流的推进，总使向上的一方面走，而渐抵于圆满。”⑧ 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关系，也是当时讨论较多的重要话题。1930年12月，北京高校报刊发文指出：“社会革命，要以民族革命为条件；同样，民族革命，也要以社会革命为条件。”⑨换言之，民族革命没有相当的成功，社会革命不易完成；社会革命没有相当的成功，民族革命也不易成就。 其次，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介绍与讨论。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尤其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尚处如火如荼之时，1919年12月，《北京大学日刊》连续登载杜威有关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全文，演讲题目虽然没有提及马克思主义，但有相当篇幅的内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杜威提道：“到十九世纪下半期的时候，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盛行一时”，⑩指出社会主义学说虽各有不同，“然不外一点，即：‘工商业之最大目的，是社会服务，不是个人发财’”(11)。他总结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四个重点：一是私有财产制度当下没有存在的理由，二是经济组织若有激烈竞争则自毁，三是集合资本愈大则贫富差距愈甚，四是一切价值大都由劳动而来。(12)至于中国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彼时处于由简单进步到繁复的时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面临如何保存重要的利源以免落在私人之手和怎样利用现有的各业公所制度保存其好处两个重要问题。(13)可见，杜威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所研究并有自己的认识，这一演讲及演讲内容的刊发，对于当时中国人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具有一定影响。 在基尔特社会主义争论中，《清华周刊》登载王造时一文称，“破坏社会的哲学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重要部分”，故含有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理论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由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情势而论，是趋向于革命的社会主义。”(14)此后不久，1922年10月底11月初，《北京大学日刊》连续刊载福田德三的演讲内容。在演讲中，福田把资本主义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认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是对外的资本主义，而对内的资本主义则是好东西，并以列宁等“都主张对内的资本主义是恢复国内经济状况很有用的手段”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15)福田亦认为马克思所提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剩余价值掠夺”关系理由并不充分。且与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同，福田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掠夺的历史”(16)。1923年6月，《北京大学日刊》刊载李达著文直接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形式”。(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