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命题，要求善于融通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源[1](33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以下简称“中国化学科”)的重要地位由此进一步得到凸显。近年来，学界尝试将更多研究范式引入该学科，从而拓宽研究视野、形成知识增量，其中便包括概念史范式。但是，现有研究较少对应用该范式的必要性、论域构成、实践路径等基础性问题作出回答。在中国化学科内应用概念史范式究竟何以可能？具体何以实现？只有回答好如上问题，才能真正展现该范式对于推动中国化学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为更好地应用该范式提供参考。 一、概念史：一种研究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出场 所谓“研究范式”，指的是研究所遵循的规范和依据的模式，具体包括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线索等。就概念史范式而言，其秉持“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达和阐释”[2](8)的立场，认为历史实践过程以理论化的形式浓缩于概念之中，概念能够反映思想发展史、实践经验史。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分析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何种历史变迁，洞悉概念所蕴含的内在规定性，进而深化对概念相关历史阶段或进程的认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率先提出“概念历史”[3]，但是概念史研究范式的形成来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界。国外一些学者早已开始运用概念史范式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例如德国汉学家李博(Lippent)于1978年出版了《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书中涉及“矛盾”“实践”“社会主义”等概念。概念史范式于21世纪初正式进入中国，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后，尤其是2022年“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任务被正式提出后，中国化学科应用该范式的成果不断涌现。《兰州学刊》《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等核心刊物曾专门设置“马克思主义汉译概念史研究”栏目。自2018年起，该学科的部分学位论文也应用了这一范式。自2019年起，陆续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史研究相关的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概念史范式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化学科中日渐得到应用，主要得益于该范式本身所发挥的功能。概念所充当的是历史内涵与理论嬗变的结合体，正所谓“‘概念’表征思想，并为思想所用，这些思想已经浓缩在‘概念’中”[4]。以概念为基础，开展动态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所形成的概念史范式便可以成为“沟通社会实践与语言文本的桥梁”[5]，呈现出概念背后的思想演变和文化发展过程，即“背后的整体历史”。应用概念史范式、开展概念史研究的着力点则在于发现概念背后的逻辑推演基础，即概念的生成源于历史的需要，概念的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而经历嬗变，概念与整个历史进程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对应到中国化学科，相关概念“背后的整体历史”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有学者专门就中国化学科中开展概念史研究的机理进行了阐释：“发掘概念如何被赋予政治与社会内涵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语境……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的互构脉络。”[6]笔者总结将概念史范式应用于中国化学科之后的研究对象和根本目标如下：研究对象依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一系列概念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但是借助这一范式对相关对象进行梳理，其根本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一种并非停留在表层结构，而是深入其具体样态和内在机理的分析和阐释。由此，学界得以更好地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社会背景、时空线索、途径载体、话语转换等问题，在呈现概念流变的同时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所具备的思想穿透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化学科中的部分研究虽然自己冠以“概念史”之名，但实际上并非严格遵循了概念史范式，而是仅仅在对概念本体进行解释，忽视了“概念变迁背后的思想沿革”[7]。对此必须澄清概念史研究与概念研究之间的区别。概念史“着眼的是‘概念’，关注和究心的却是‘历史’，它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某些特色或重要概念的研究，来丰富和增进对于特定时期整体历史的认知”[8]。因此，“概念”属于手段而非目的，该范式真正的落脚点在于“史”，既包括概念本身的历史，也包括概念孕育和发生的宏观历史环境和过程，即“背后的整体历史”。概念研究虽然也涉及概念发展演进史，但其落脚点在于概念自身的本体意义。归根到底，概念史研究与概念研究并不处在同一维度上，前者依然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而历史研究与概念研究之间是并列的。但是概念史研究与概念研究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概念研究可以为概念史研究奠定基础，这是因为概念史将概念作为历史的表征，离不开对概念本体的认知，在研究过程中也可以借鉴概念研究中的对比研究等具体方法。另一方面，通过概念史研究，具体概念可以更好地被置于特定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进行考量从而体现出深刻的出场必然性，这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概念本体的认识，促进概念研究。 还要补充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最早设置的二级学科之一，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化学科一直深受学界关注，已经取得了颇为显著的发展成就，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研究成果。但是，从学科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化学科在建构学科知识体系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学界对于其研究方法、主要原则、研究边界等基本问题仍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在此情况下，要促使概念史范式真正在中国化学科的学术场域中立足，必须论证作为前提的应用可行性问题，说明该范式并不会蒙蔽建构学科知识体系过程中所理应坚持的平稳、系统等原则。 从概念史范式的适用条件来看，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典型特征相契合。在该范式形成之初，便有学者针对其适用条件提出了“鞍形期”假设[9]，认为社会巨变期恰如两座山峰间发挥连接作用的低落的鞍形过渡地带，该时期的社会实践变革往往会引起概念层面的巨变，带来一系列富有新的内涵意蕴的概念，恰恰能较好地反映社会变革。因而，在史学家们看来，概念史与其说是专门研究概念的历史，毋宁说“是一种认知转型期整体历史的独特视角或方法”[8]，“鞍形期”就是这样的认知转型期。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鞍形期”，为概念史范式在诸学科中的应用提供了方向性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属于中国现代化宏伟进程中最重要的片段，集中展现着20世纪、21世纪的中国所经历的重大政治转折与巨大社会变革。这也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富含着思想激变的意味，中国共产党与不同政治或思想势力间争夺概念解释权的斗争从未中止，传统与现代概念间的交替和迭代从未断绝，本土与外来概念间的碰撞和融合从未停息。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确实处于“鞍形期”之中，一系列生发于这样的历史实践土壤中的概念定然承载着连续而厚重的历史进程，经由概念史范式展现出自身诠释历史、呈现历史的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