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历史之谜”是时代赋予马克思的重任，也是《资本论》的学术旨归所在。然而，欲出色完成对“历史之谜”的应答，首先就要形成对历史的科学认知。认识历史是解蔽历史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历史及相关问题的认知程度决定着具体的解题方案和解答效果。考究马克思思想的全貌，可以发现他的历史认识论至少有三大特色：一是马克思主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承认世界历史的可知性，旗帜鲜明地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二是在对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思辨论的批判性把握中，马克思开启了他关于社会历史的辩证之思；三是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意在“改变世界”，这就标示着这种历史认识论是批判性的和革命性的认识论。同时，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不仅有一个日渐精进的过程，还形成了“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辩证叙事风格。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马克思从“普遍”(或“一般”)视角来考察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之基，《资本论》则是他运用唯物史观来洞察资本主义这一“具体”(或“特殊”)社会形态历史命运的关键性文本。《资本论》忠实地记述了马克思以“人类社会”为立足点深入地解剖现实社会问题的逻辑，还全面地展示了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科学地回应“历史之谜”的思路。就此看来，《资本论》可谓是开启了人类历史认识的新篇章。 一、历史的抽象诠释：历史的形上筹划及其批判 “理解历史”是回应“历史之谜”的前提，而要“理解历史”就要直面历史演变有何规律、历史知识有何性质的诘难。①由此便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诠释方案，思辨的历史哲学方案聚焦于历史存在而积极探寻历史的演进规律，分析的历史哲学方案则以历史知识为对象力图完成对历史的编纂。 自伏尔泰以降，思辨的历史哲学一直都是阐释历史的显学，黑格尔携《历史哲学》将历史的思辨诠释推至巅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历史哲学家致力于构建一个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并竭力给纷繁复杂的历史难题提供一个确定性、终极性的答案。这也是思辨范式深受追捧的关键所在。其一，思辨哲学视域中的历史不是零碎的、片段式的，而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存在。在思辨哲学家的论著中，“世界历史”“普遍历史”是他们常用的词组，这也符合哲学家们追求普遍性的“人设”。历史是作为一个“整体”或“总体”范畴进入思辨哲学家的视界的，中世纪的哲学家以“神启”来展现关于历史的整体观念，维科以经验的方式构筑关于宗教、社会、政治、法制和语言的总体历史，康德关于“普遍历史的理念”的思辨式建构，黑格尔对于国家、市民社会和家庭等话题的历史研讨，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思辨论者对于历史问题的总体性研判并为历史“提供一个整体的解释性说明”②的理论意图。其二，思辨论者囿于精神的领地展开了对历史问题的理性求解，终将陷入“解释世界”的窠臼当中。思辨论者秉承思维决定存在的立场，通过夸大思维的能量而完成对现实事务和历史问题的抽象演绎。“西方整个道德的和精神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历史在某些范围内是基督教的”，③宗教传统对于人们的影响是深远而顽固的。思辨论者纷纷沉迷在关于天国神祇的雄辩之中而无力自拔，他们在精神的领地中构建了精神运动、理性王国的行动逻辑和运转规律。例如坚决贯彻“历史地思维”的黑格尔，他始终认为历史哲学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而已，人与动物相异的根本就在于“思想”。哲学用以观测世界和历史的唯一“思想”就是“理性”，“理性”就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就是理性按一定的逻辑而运转开来，整个世界历史就此彰显为一个围绕理性运转的“合理的过程”。④理性及其逻辑囊括一切，世间万物都概莫能外(包括自然都被包含其中)，一切历史都是“绝对精神”的运动演变史。在思辨论的思路里，唯“理性”马首是瞻的历史被塑造成了一个“客观”的过程，历史就此披上了“客观规律”的外衣。当然，这种“客观规律”是先验性存在，它有其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逻辑而带有“狂想式的先验主义的烙印”。⑤其三，思辨的历史哲学旨在构筑一个完满而坚不可摧的理想国，为现存社会制度作理性辩护。思辨的历史哲学要为世界提供一个终极性的答案并构筑一个“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而“把基督教对世界时间的终结的期待置于世界的历史之中，把基督教信仰的绝对置于历史的理性之中”，⑥这一操作程式深深影响了黑格尔的后继者及其对手们。如此，世界历史不再是依次演进的有机序列，只要是“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这暴露了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真实用意，即“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⑦ 在实证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以“客观”为旗号的历史编纂学也兴盛起来。以科学为口号、以科学的现象归纳为方法、以现象研究为主要任务的实证主义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的进展，兰克就力倡历史学的研究和编纂要排除宗教、哲学的管控以将历史打造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一方面，兰克及其学派以“秉笔直书”(或“据事直书”)为治史原则。兰克深受古典时代“求真”史学传统的影响，认为历史就要竭力说明事情的“本来面貌”，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如实客观地再现历史。在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过程中，兰克除了主张排除复杂社会关系来“客观”地进行研讨活动外，还强调通过史料批判来如实地再现历史。如此看来，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编纂学家在直面历史材料的时候，首先就要具备一种“调查材料、分辨真伪、由疑得信”⑧的技艺(或史料的批判方法)以确证史料的确切性。以此为基础，史学家只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秉持“中间立场”来叙述史实，相关的历史著述就定能完成“对事实进行精确的陈述”，⑨“历史学定能成为一门有着完善学理体系的独立学科、有着精确严谨研究方法的科学”。⑩由是观之，兰克及其学派不再聚焦于历史本身是如何运动的这一话题，也不再以探寻历史规律为要务，而是转向了对如何认识(或批判)历史材料以及历史认识(或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探究。在编纂历史的过程中，经验而不是启示起到了重要作用。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言，“能够把所有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启示，而必然是经验。启示是历史的特殊信仰形态，而经验是人之为人能够理解的”。(11)史学家所要关注的并非事物或史料中的“抽象原理”，而要依照经验在“具体事物”之上“倾注精力”。这显示了历史编纂学拒斥思辨哲学的姿态。另一方面，兰克的历史编纂学派在拒斥思辨哲学及其内在目的论的同时，还十分看重“上帝之手”的作用。如果说“秉笔直书”是历史编纂学派的经验性原则的话，“上帝之手”则是其先验之维。兰克始终坚守着对上帝的敬畏和向往，他认为“若无神，便无物存在；而万有的存在又无不仰赖神”。(12)更为明确地说，“所有的历史中都有上帝在居住、生活。每一项行动都在证明上帝的存在；每一个重大的时刻也在宣扬着上帝名字，最能证明上帝存在的，我认为是，历史的伟大连续性”。(13)在《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4—1514》中，兰克强调要对拉丁和日耳曼民族进行总体性考察，并强调要“通过控制人性的上帝之手来处理个体、集体和民族的意图”。(14)世界历史并不是杂乱无章地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民族和地域融合、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替等都不是无序的历史进程，而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家精神和道德力量至关重要。精神(上帝之手)就成为历史编纂学的神意补充。就此而论，以“客观”闻名的历史编纂学却在行“主观”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