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赌博史的重要问题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C91

      郭双林、肖梅花《中华赌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依时代先后，检讨从先秦到1949年以前的“赌博与禁赌”，共分12章，连结束语和后记，约425页，又有图版32张。

      本书的开创性十足，无论是涵盖的时间，讨论的问题和研究的发现等，其重要性都超过同类的论著。当然，作为一部综论数千年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小毛病，如史料取舍不周，叙述详今略古，资料误读误引，分析未遑深入和若干笔误等，但只要影响不大，无须深究。作者自责“率尔”，但本书可贵之处，也在于下笔严谨。如“蒋经国在赣南禁赌”和“建国前共产党的禁赌活动”两节，大体上均能尊重史实，而且，作者在综合史料的基础上，能精简地分析国民党和共产党禁赌的成败关键，很有参考价值。

      本书以朝代系事，大抵只是为了叙述方便，并不表示赌博的各种发展是依照断代来进行的。作者虽然没有明言，但读者仍可发现一些纵贯全书的问题，例如：（一）赌博的区分；（二）赌博作为一种文娱活动的发展，亦即把它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分析；（三）赌博作为一种营利事业的发展；（四）赌博与社会的互动；（五）知识分子对赌博的态度；（六）政府对赌博的态度。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以重点的方式提供一些心得，一方面与读者分享，另方面希望这个与我们当今社会利害相关的问题能引起更多的讨论，达到以古鉴今的效果。

      （一）赌博的区分。下药之前，先要知道病的轻重。赌博大致上可分为小赌和大赌。“小赌”是指娱乐成分较重，只成为日常生活和消费的一小部分。它的种类和起因有很多，常见的有：1.消遣，2.好胜，3.好奇，4.贪便宜，希望以小本牟取大利，5.交际应酬，6.随波逐流等。这些性质的赌博（如所谓卫生麻雀），跟其他的游戏一样，只要不过量，不足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未必视之如毒蛇猛兽。“大赌”则是指赌博已成为日常生活和消费的重要部分，好像吸毒一样，愈陷愈深，例如一天到晚乐此不疲，不务正业，或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赌博。大赌的投机成分很重，赌徒甚至希望凭此来改变生活，由贫变富，或索性以赌维生。参与者可称之为惯性赌徒或职业赌徒，目的主要是财富。大赌足以破坏家庭和社会安定，政府必须防止。明白了小赌和大赌的区别，便可知道所谓“必然的恶”的赌博，其实只能指小赌，不能因此附会和宽容“恶上加恶”的大赌。

      （二）赌博作为一种文娱活动的发展。赌博的主要形式，如六博、奕棋、斗戏和蹴鞠等，大抵在秦汉时已经齐备。它们很多都是从文娱活动质变而来，例如六博和奕棋，原来都相当有益身心，孔子也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又如赛马，是从战争中的车战蜕变而成。御车是儒家“六艺”之一，后来出现单骑作战，逐渐强调选马、御马，于是兴起了赛马、马球和马术等。又如蹴鞠，原来是为了练习武艺，锻练身体。它们成为赌具以后，主要循着三条路径发展：一是俗化，一是雅化，一是反璞归真，可图示如下：

      

      俗化：是指雅戏受到简化和通俗化，一个例子是樗蒲。它的前身是秦汉时的六博，博具包括行棋的棋枰，相当于棋子的马，掷彩的杯子桮，用五个枣核析木块组成的博齿，上面刻有九种彩名如驴和雉等，用来计算齿彩多少的矢（即筹箸），和作赌注的筹。玩樗蒲除了要靠掷彩和运气外，还要在行棋中运用智力相斗，变化多端，乍惊乍险，由于玩法不简单，故玩者多属上层社会。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虽然大臣大都出身于世家大族，但登上帝位的却不乏武夫悍将，他们和一班随龙之臣对讲究技巧和赌博没有什么耐性，而且赌博是为了敛财，于是把樗蒲加以简化，丢弃了斗智的部分，只剩下掷齿来决定输赢。结果就是雅戏的成分大为减少，赌博的成分加重。由雅转俗后，樗蒲也在民间大为流行。

      雅化：有两种情形，一是上层社会的赌博转化为艺事，即原来的玩法一方面俗化，另方面继续以原型在上层流行，而且精益求精，或为了与俗化者有所区别，刻意减少了“赌”的性质，而偏向于“艺”。一个例子就是围棋。在唐代，“博”、“奕”开始分道扬镳，博（如象棋）愈来愈成为谋财的赌具，在奕（围棋）与琴、书、画靠拢，成为雅事，成为一种代表阶级或身分的玩意，比赛或竞技的成分重于赢取彩金的成分。另一个例子是彩选或升官图。与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的刘邠，发明了《汉官仪》，以西汉中央和地方官秩升黜的次第为本，还附上史书所载的升黜因由，等于一方面玩游戏，一方面温习汉代的历史和掌帮，故号称“博戏中最为雅训”。明代大有名的王士祯在一次生病时闲极无聊，设计了以三国故事为本的彩选图，以蜀为途，魏、吴为副，自称颇为参用陈寿的《三国志》，“颇为驯雅有义例也”。又有相传为倪鸿宝所创制的《彩选百官铎》，被赵翼誉为“有明一代官制略备”。它的升迁黜降以掷骰四枚来决定，四色相同谓之重，如重四为德、重六为才、重五、重三、重二为功，重么为赃。如德、才、功并出，先行德、次才、次功，依序行进。全德者取筹最多，全赃者自然罚筹。作者的用意，是有感于“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实赂章也”。故希望通过一纸博戏，褒扬德、才、功，而斥责贪官污吏，使儿童在习戏之中潜移默化，判别善恶，使君相亦可以明察是非，达于治道。

      雅化的第二种情形是民间的赌博被上层社会吸收和升格。随着科举制度的高度发展，宋代出现大量的布衣卿相，他们少长民间，接触到各种较通俗的赌博，成为士大夫后，难免产生阶级意识，于是把一些赌博加以雅化，以符合他们新的身分和地位。一个例子是《打马图经》，作者是鼎鼎有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精通多种博戏，十分注意才智和技巧，不单靠运气，以为各式各样的博戏中，不是鄙俚不经见，便是太质鲁任命，无所施人智巧，或是对手太少，不够施展，只有彩选和打马，堪为闺房雅戏。两者之中，彩选业繁，时常须要检阅，故能通的人不多，难遇劲敌，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打马简要，但苦无文彩，于是决心加以改造。她以前代的打马经为基础，结合了樗蒲、彩选和双陆的玩法，配以文雅的彩名，在南宋曾盛极一时。除了它的玩法较为高雅外，还搔着了文人雅士的痒处，可暂时满足她们升官发财的欲望，有移情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