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地域文化的研究，多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的地望作为界定某一地域文化的依据，或以该地域建立国家与否来决定“文化圈”的形成与否。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作为一种文化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凝固僵死的东西，而是一种“自然的人化”，是人对自然及人本身的认识和把握的一种难以穷尽的动态进程。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正是这一生生不息的生成过程，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和绚丽宏富的内涵。脱离这一背景，就无法理解地域文化的任何特性。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任何传统风俗的最后形式，都远远超出了原始的人类冲动。这种最后形式在很大的程度上依于这一特性与那些来自不同经验领域的其他特性结合的方式。”（注：（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第39页。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所谓“不同经验领域的其他特性”，是指外来文化及邻近文化与本文化特征的互补与交融，从而形成一种有别于原始冲动的传统风俗。列宁指出：“地理环境的特征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注：《列宁全集》第38卷第459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之中进行的，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便必然要打上鲜明的地域印记。从以上论述来观照江西的文化形态，无论从地理环境或经济环境看，还是从历史起源、信仰与习惯看，其内部都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即鄱文化系统和赣文化系统；鄱文化是赣文化的母体；赣文化的勃兴与辉煌，有赖于鄱文化的浸染与滋润。赣鄱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正是体现了这个十分丰富生动的文化进程中的整合过程。 一、鄱阳湖平原与“吴头楚尾” 江西地理环境，南窄北宽，整个地势亦南高北低，由周边向中心缓缓倾斜，形成一个以鄱阳湖平原为底部的不对称的巨大盆地。边缘山地遍布于省境周围，构成省际天然界线和分水岭；中南部丘陵，位于边缘山地内侧的广大地区；鄱阳湖平原，位于省境北部，为长江及鄱阳湖水系赣、抚、信、饶、修等水冲积、淤积而成的湖滨平原。其范围北起长江，南达清江、临川，东抵乐平、万年，西至安义、高安，地跨25个县、市，面积约二万平方公里。其地势低平，港汊纵横，草洲滩地连片，池沼稻田相间，鄱阳湖则座落中央。区内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宜于农耕、放牧和发展水产养殖业。鄱阳湖平原不仅有万余年的历史概貌和丰厚的文化堆积，而且经济亦得天独厚。《鄱阳志论》载：“饶之为郡，以彭蠡、鄱阳之渔，浮梁之陶，余干之沃，故曰饶也。”说明在经济不甚发达的古代，鄱阳湖平原相对却是丰衣足食，“富甲江南”的。我们在对江西文化的探讨中，应首先把目光集中在这一地区。 唐代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开篇便对鄱阳湖平原地势作了精辟概括：“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翼和轸，都是星宿名，古代天文学家把星空的划分和地面的区域联系起来，称为分野。今之滕王阁，其楼檐的东西两侧，按旧式规制悬有两块巨大匾额，西为“西按蛮荆”，东乃“东引瓯越”。它以立体的方位，再现了鄱阳湖平原“控蛮荆而引瓯越”这一占尽天时地利的千古形胜。春秋时期，这里是吴、楚两国境界之地，由于吴地上游，楚地下游，故称“吴头楚尾”或“楚尾吴头”。宋黄庭坚《山谷琴趣外篇·谒金门戏赠知命》词：“山又水，行尽吴头楚尾”；朱熹《铅山立春》六言诗：“雪拥山腰洞口，春回楚尾吴头”。这些诗词说明，所谓“吴头楚尾”，是后人对鄱阳湖平原历史陈迹的一种习惯称谓。事实上，即使在春秋时期，吴、楚两国也没有在严格意义上把这一地区作为自己的国土加以捍卫与整治，双方看重它的，仅是军事上的需要，换句话说，是吴、楚争霸的用兵之地。《史记·伍子胥传》载：“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集解》注：“番，又音婆”；《索隐》注：“番，盖鄱阳也”。《左传纪事本末》卷五十载：“定公二年，楚囊瓦伐吴师於豫章”。由于这一地区远离吴、楚两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除其战争需要外少有他图，从而为这一地区的扬越和干越这两支土著的亲合并形成自己的文化特征，提供了可能。 二、鄱文化的特征 鄱阳湖地势的天然整体与春秋战国时期近四百年的人为分割，造成了这一地区文化形态的“二律背反”，具有文化多元的某种不定性。我们不能忽视吴楚文化及中原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但细心观察，用歌德的话说，即以“心灵的纽带”来探讨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不难看出，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鄱文化始终把“选择”作为吸纳与融合邻近文化的杠杆，以适应本文化特性的需要，从而确定自身文化的品位与个性。这是鄱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特征。 弋阳邻县贵溪仙岩悬棺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弦琴和扁鼓，从某种意义看，这两件乐器实际代表了两种文化的演示。吴文化特别强调弦琴在吴地音乐中的地位，“我国弹琴乐器，古琴为最，南宋都城临安，‘浙派’琴家风靡一时；明代又以严天池为代表的常熟‘虞山派’琴家，独领风骚数百年。”（注：《吴文化史丛》下册第67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明张岱《陶庵梦忆》对于吴地偏爱弦琴之俗，亦多有记述。（注：见《陶庵梦忆》卷一《吴中绝技》；卷二《绍兴琴派》；卷八《范与兰》等。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贵溪仙岩悬棺弦琴的出土，表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受吴地音乐影响颇深；另一件乐器——扁鼓，则更多的具有土著特色。随着时间推移，弦琴在这一地区逐渐消失，扁鼓却得到长足发展，明嘉靖《广信府志》载：“士大夫家始用金鼓，闾阎好事者踵效之。”而弋阳一带古之乡俗迎神，则多以鼓声为节，正月谓之元宵鼓，五月谓之端阳鼓，七月谓之中元鼓，十二月谓之腊鼓，“更深人静，鼓声彻于十里。”明代初年，中国剧坛发生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在江西弋阳县产生了弋阳腔。其最大艺术特点是伴奏大锣大鼓，不要管弦，正如汤显祖所云：“其节以鼓，其调喧。”弋阳腔历来为江西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它正是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姿态与吴地高度雅化了的以管弦伴奏的昆腔相抗衡。它从一个侧面，演示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在鄱阳湖平原的消长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