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云南省的昆明、大理、丽江、巍山、建水相继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威信、腾冲、东川、保山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12月，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历史文化名城是以建筑为骨骼，民族文化为灵魂。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核心是民族文化的发掘展示、继承与发扬。 民族文化大省的建设，既包含了当前文化的繁荣提高，也包括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当前的文化是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和创造的。离开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长出的文化花朵，多是没有特色的。 没有文化遗产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有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而不珍视爱护、继承发扬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民族文化的承传形式主要有口头和书面两种。没有文字的民族，以口传为主；有文字的民族，多采用书面记录。用各民族文字写成的古籍，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是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积淀，蕴藏着强烈的民族精神，是几千年文明的重要见证和标志。其中有许多可以为今人借鉴的内容，是各民族珍贵的遗产。在历史上，凡有民族感情的人都热爱和学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一定见识的人士，常为本民族文化大厦的建设增添一砖一瓦而感到光荣与自豪；凡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和民族领袖，莫不把民族文化的发展放在重要地位为考虑。 一 云南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口传文化难以计数，书面典籍约可估量。 迄今为止，云南用汉字记录的作品始见于汉，以雕版印书，始见于元，以手抄流传的经典，始见于唐。关于云南文献的系统著录以民国《新纂云南通志》较为丰富，该志著录“滇人著述之书”1636种，“记载滇事之书”157种，金石碑刻2599种，共计4392种，其后《续云南通志长编》又补录图书、期刊906种，多为民国初年所见知的文献。以上二书所列共5298种。由于条件所限，流于国外、省外及省内各地州县公私所藏者，尚多有遗漏。若截至1949年，云南的汉文典籍，当在7000种左右。 云南25种少数民族中，有部分民族曾创制和使用过文字，其中流传广、历史久的有彝文、傣文、藏文、东巴文等，用这些民族文字写成的典籍也很丰富，由于藏书分散，至今难以统计典籍的数字。据八十年代初的资料，北京存在千余部彝文书，清理了659部，其中从楚雄彝族中收集的549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亦收集到600多册彝文书。（见杨继中等《楚雄彝族文学简史》138-139页）用傣文写成的经典，据说多达五万册，仅叙事长诗存目者，就有500部之多。（见王懿之等编《贝叶文化论》13页）用纳西族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写成的典籍，约有1500种，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已标音和对译了1400余种。（见《东巴文化论》600页）迪庆州的藏文文献，也有部分有自己独特的内容。估计云南各种民族文字写成的古籍三、四千种，加上汉字写的古籍，共约万种以上。 这些丰富的典籍，就内容而言，涉及哲学、历史、宗教、医学、天文、文学艺术等数十个学科，它对于研究民族历史、总结历代开发与治理云南边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许多文献为云南所独有，中原文化典籍无法代替，它可以直接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就这些古籍的刊印情况而言，有的虽已刊印，但流传至今而幸存甚少，一般读者难以见到，有的则成了孤本、残本；有的是手稿，一直未曾刊印，尘封虫蛀，面临失传的危险。有价值的遗产而又有失传的危险，这就决定了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二 在历史上，云南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两个较好的发展时期。 一是清代乾隆末至嘉庆时期。当时清王朝经过百年的治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清政府组织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收录图书3448种，78726卷，存目提要6283种，92241卷，共收录图书10231种，1710003卷。在编纂过程中虽然执行了“寓禁于征”的政策，删削了不少“违碍”清王朝统治的书籍，但在客观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成果进行了一次清理总结，所选的图书绝大部分是有代表性的古籍，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对于保存民族文化起到了作用。参与编纂此书的人员达360多人。其中云南人尹壮图（蒙自人）曾任总阅官（此职共15人），施应培（昆明人）、胡敏（华宁人）亦为校官，袁文揆（保山人）为誊录。从乾隆38年（1773年）至乾隆58年（1793年），用了20年的时间《四库全书》才编纂完成。 《四库全书》的纂辑，也启发了云南知识界对地方文献的关心。乾隆庚戌（1790年），曾在北京四库全书馆工作过的保山人袁文揆深感云南各郡人士诗文，代远年湮，所传者十无二三，令人痛惜，于是与他的哥哥袁文典邀集同人，经过十年的努力，编成《滇南诗略》一书，收录汉至清的诗作，成为云南二千年来第一部诗歌总集，于嘉庆己未（1799年）印行。接着袁氏兄弟又组织《滇南文略》的编辑，参与者多达百余人，经过三年的努力，编成47卷，成为云南第一部散文总集。这两部书凝结着乾嘉之际云南造诣较高的一大批文士的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人对此评价甚高，认为袁氏兄弟“举数百年之零珠碎璧，合而成宝，使古今人一片苦心不致埋没，凡吾辈稍知笔墨者，皆宜金铸而丝绣之。”（程崙）有人认为二袁是“三迤文献功臣”（方树梅）。这些评价都是有道理的。 与二袁同时的赵州（今弥渡）人师范，在安徽望江任知县时，于1806年至1807年辑刻《滇系》40卷，分为疆域、职官、事略、赋产、山川、人物、典故、艺文、土司、属夷、旅途、杂载十二门。希望“生滇者观之，当兴经纶之思；吏滇者观之，当深桑土绸缪之计”，对云南的治理开发有所助益。时人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撰论古今之是非，综核形势之利弊”（姚鼐），有实用价值。尤其可贵的是，此书是师范自己捐出薪俸自费刻印的。书成后贫病不能归乡，卒于太雷，赖别人的资助，才得以归葬。《滇系》刻成后25年浪穹（今洱源）人王崧又辑刻《云南备征志》一书，辑录了有关云南史籍61种，亦是一部很切用的书。不过，这已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