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政治活动家。在近代中国，伴随着时代的转折，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西文化间的论争此起彼伏。梁氏躬逢其盛，是这些论争中的关键性人物之一，因而他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对象。但是，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对梁氏纵横古今的宏论以及学术、文化史研究中散见的、自觉不自觉地表达出来的文化观念，则较少论及或缺乏较系统的提炼阐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本文即试图对其文化观略作论析。 一、文化发生论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较早关注文化史及文化理论的学人。1922年，梁氏在南京金陵大学和第一中学作了“什么是文化”的演讲，对文化的定义、内涵等作了简洁的概括说明：“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所谓“共业”，是佛家用语，意为相互渗透、相互传播，是人类身心活动霏洒在社会和宇宙中超越时空、永不磨灭的“魂影”。人类后天的创造或积极的、有意识的模仿形成人类的文化系统，也使人得以成为文化的动物。何谓“创造”？“创造者，人类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选定一个自己所想要到达的地位，便用自己的‘心能’闯进那地位去”。人类的这种创造的意志和力量，“时时刻刻可以为不断的发动，便时时刻刻可以为不断的创造。人类能对于自然界宣告独立，开拓出所谓文化领域者，全靠这一点”。何谓“模仿”？“模仿是复性的创造，有模仿才有共业”。梁启超最后指出，“人类有创造、模仿两种‘心能’，都是本着他的自由意志，不断的自动互发，因以‘开拓’其所欲得之价值，而‘积累’其所已得之价值，随开随积，随积随开，于是文化系统以成。所以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对文化作过疏义界说之后，梁启超紧接着又论述了文化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业种业果而言”。这里，“业种业果”也是借用佛家用语，物质的文化指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如衣食住行及各类工具、器械等；精神文化则指言语、伦理、政治、学术、美感、宗教等，二者合在一起，“便是文化的总量”（注：以上引文均见《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九，第97-104页。）。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曾有过相当激烈的批评，认为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虽然他没有来得及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化史著作，但他一生留下大量的政治和学术著作，纵论古今中西，渗透其间的无一不是一种文化的观念，蕴涵着思想、感情、心理和价值观念等因素，表现出文化的精神和特点。他的文化定义，囊括了几乎所有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但显然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来把握文化，强调其中传递出的文化意蕴；同时，他更注重人的现实生命活动本身，从人类的生命活动中去探讨作为过程的、动态的人类文化心理素质。无疑，这些更符合文化的本质，即文化是人类生命活动过程与结果的有机统一，是一种能动的洋溢着主体精神的永无休止的创造力。 梁启超将文化的发生归诸人类心智的自由创造，具有明显的近代意识。对于文化发生的思考，是人类开始将自己同自然界区别开来，进而认识自身的需要。在上古和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是文化的神（圣）创说，人类在文化上的一切作为都被视为神灵或圣人意志的体现，如西方的上帝造人说和中国的女娲抟土造人说，以及有关有巢氏、神农氏、伏羲氏等的传说。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在反对中世纪神学的斗争中确立了文化是人类自身所创造的观点，从人的内在生命的冲动等方面来说明文化的创造乃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特殊的本质，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梁启超亦认为文化是人类“心能”或“心力”的产物，人类能够通过自己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替自己创造出一个文化的世界。但同时，他认为“心理之发动，极自由不可方物”（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第116页。），忽视了人类文化创造的精神内驱力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相互依存关系。文化的发生，乃是人类在长期的劳动生产过程中主客体双重构建的结果。劳动创造了人，使人得以从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方面，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使之适合人类生存的需要，使自然界成为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也改造着自身内在的自然，促使内在自然的人化，使人作为文化的动物出现在世界上。总之，梁启超对文化的发生机制，尚缺乏进一步的更深层的揭示。 在世界文化的发生问题上，究竟是多元发生、“百川纳海”，还是一元发生、“一点传播四方”，是学术界长期并存的两种对立的观点。中国近代史上，“西学中源”和“中学西源”两种思潮均流行一时，梁启超也曾受其影响。但回归到学理的层面，他对此还是持有一种较为客观的理性态度。他相信，人类文化是多元的、各自独立地发生的： 人类自千万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发达，自言语风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质异，精神异，而各不得不自国其国焉（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7页。）。 人类肇生之始，人之与人，国之与国，皆无关系者也。然为生存竞争之力能驱迫，有使之不得不关系者（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页。）。 显然，梁启超摒弃了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认为各种文明只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中华文化也不例外。至于人类后世的交通接触，是因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进步和生存竞争力的驱使。 民族中心主义可以说是一切时代、一切文化所共有的精神现象。中国自古以来也以世界的中心自居，“夷夏”观念根深蒂固。降及近代，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洋务派和改良思想家们，为了还击顽固守旧派的攻击，证明西学与中学可以相容、可以互补而采用的有力武器，即“西学中源”说，西学是中国古已有之而后来传到西方去的，可见西学本来就是中学，而非异端或夷狄之说。此说承认西学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的许多契合相通之处，但将二者归结为流与源的关系，显然失之牵强，不过它在当时对解除国人学习西学的顾虑，开放文化门户还是颇有助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