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异域异质文明的评价与取舍，是我国近代以来许多哲人和政治家思考并践履的基本主题之一。总体上看，近代以来的传统主流文化开放观经历着从体用分离、分割取舍到体用合一、非中即西的单调逻辑演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基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刻领悟以及对异域异质文化的世界性体验，邓小平同志以历史唯物论者的博大胸襟，对近代以来的传统文化开放观进行了体用统一的创造性转换，以之为基础的新文化开放观，成为邓小平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体用分离是明末至现代初中国传统文化开放观的主流。虽然在中学西学何体孰用问题上争论不休并以中体西用为其主导或正宗，但体用分离则是各家各派（个别人除外）以之为出发点的共同前提或一般方法。近代文化开放观的实质性症结正在于此。 任何民族的文化以及文化的每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均是体用合一的整体。体用分离只能在观念中分析地存在。“体”即文化运作的体制、结构，即传统话语中相对稳定的“道”或“本”；“且”则是体之功能表现或外显，即传统话语中多变易逝的“器”或“末”。二者实为本质与现象、一与多、实体与属性的关系。一般来说，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并随意评价一种文化结构的多种功能外显特征，而毋须太多的思维努力和理论勇气，但对于不能直接感知的“体”或结构本身，最简单、最保险、最自然的情感反应是对外来文化之“体”的拒斥（尽管可以较高地评价其“用”）和对本族文化之“体”的保守（尽管可以较低地评价其“用”）。体用分离的认识根源实为感性与理性、认知与情感的分离。这种分离在一个长期缺乏世界性交流的闭塞国度或具有自我中心情结的民族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西文化的正式撞击始于明末，此时，西学之“用”开始为国人所感知。在方以智、王夫之这样的大思想家眼中，西学之本不可感知，也无须去感知，感性加情感便可直达其结论而没有任何“结论是否武断”、西学“何以有其用”等自问或疑惑。西学不过“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注：方以智：《物理小识》。），“盖西夷之可取者，唯远道测法一术，其他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之可守”（注：王夫之：《思问录》。）。 鸦片战争以后，血的事实迫使少数警醒的中国人在比较中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进行沉痛思考。战争一方面使西方文化的体用二面更为直观地呈现，从而使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更为理智，认识更为成熟与全面；另一方面，列强对中国的欺辱，又使人们在情感上与之远离，从而由憎而恨，由恨而弃，形成对其文化母体的一种潜意识的拒斥心态。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形成了近代思想家特有的“体用二元”的文化开放视野：或纳其用而斥其体（中体西用），或强其体而弱其用（可谓之西体中源）。其逻辑走向是，从表层科技的吸纳到中层政体的认同，从浅层的师夷长技、洋务自救到较为深层的变法维新和排满革命。内容虽然逐渐扩大，但思维方式上却囿于体用分离、分割取舍、非此即彼之框框。或把西方科技文化的表层成果与中国封建的经济政治体制尤其是正宗儒学所倡导的封建纲常名教直接沟连（洋务派），或“托古”而“改制”，将西方的政治体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非驴非马、非中非西的硬性嫁接（维新派），结果只能是“橘逾淮而为枳”。 严复是第一个明确意识到体用分离乃近代文化开放观之本质症结的人物。生活在近代的严复，其文化开放的见地实已步入现代。严复明确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体用分离、体用二元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人种之面然，不可强谓是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注：《严复集》第三期，中华书局版，第558-559页。）严复所论，在方法上大大高于前人，为“五四”时期文化开放观的深层转型（由分至合）作了重要铺垫。但严复破而少立或立而不详，对应该选择何种体用结合的文化开放样态显得有些含糊其词，似是而非。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严复写到：“别择之功，非暖昧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洞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 近代以来至辛亥革命的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文化嫁接实践，均以失败而告终。人们在环境压力下的痛苦反省中不自觉地进行着从“体用分离”到“体用合一”的方法根基上的转型。在“体用合一”这一新的尺子面前，中西文化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界限分明的异质文化，只须从总体上显其优劣，示其长短，不能在分离中互补或嫁接。由此，中西文化的全面比较在“体用合一”的文化开放视野中朦胧肇始，并生成出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全盘西化或全盘拒斥。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认为，既然任何文化都是“体用不二”的整体，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惰性便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或机械层面，我们“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注：《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39-640页。）。于是，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则已，否则，除了全盘西化（全盘照搬）外，别无选择（注：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01页。）。与之相反，杜亚泉、梁漱溟、梁启超等人则认为，西方人借以征服亚洲的直接文化因素是其文化整体中的物质方面（以实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工业文明），鉴于以西方为主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西方的“科学万难”、“技术万能”论已彻底破产，而文化的整体性（体用合一）又意味着落后的文化因素在自己的母体中总是自洽的或合理的，西方物质文明的拯救决不可能诉诸西方文化自身，因此，出问题的决不只是西方文化中的物质方面，而是整个西方文化母体。必须用东方文明来调适和拯救整个世界，回过头去走儒家孔子的道路。激进的西化派和保守的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在文化品位上虽然大异其趣，但在文化选择的根本方法上却同一于相对进步但又机械单调的“体用合一”观，遵循着“体用合一—异质比较——非此即彼”的单调思维逻辑。此时的“体用合一”观实即“体用分离”这一正题的矫枉过正之反题，虽然逻辑上自洽，但仍存需被扬弃的片面性。随着条件和思考的成熟，历史本身自会写出自己的合题。当然，这需要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