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是人类生命的符号，符号是全部人类行为和文明的基本单位。“全部人类行为起源于符号的使用。正是符号才使我们的类人猿祖先转变为人，并使他们成为人类。仅仅是由于符号的使用，人类的全部文化才得以产生并流传不绝。正是符号，才使得人类从一个幼儿转变为人……全部人类行为由符号的使用所组成，或依赖于符号的使用。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反之，符号行为是人类行为。符号乃是人类特有的领域。”（引自[美]怀特《文化科学》）符号的意义或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来源于或决定于符号的物理形式本身的属性。如在中国表示王权，西周时是大红色，清王朝为杏黄色；白色在西方用为婚纱，在中国古代多用作丧服。不同的文化背景赋予符号以极其迥然不同的含义。 清晰分明的语言，是符号表达的最重要的形式。假如没有清晰的语言，就不可能形成人类精确、有序的社会或组织，所谓的伦理与社仪，科学与技术，文学与艺术将不复存在。没有清晰的语言，人类便几乎没有工具，即使有，也只能是我们今天在高等猿猴身上所看到的那种偶然的、无意义的使用。因此，符号行为，正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类的根本所在。今天，围绕在人们周围的符号系统，已极为庞大繁复，人的命名，正是其中的一小个组成部分。命名的物化形式是言语符号，这一物化形式不具备外在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性质，它是流通于社会中的人的符号。在中国，命名方式及制度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有巢氏”、“燧人氏”，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姓氏了，但这些姓名与今天人们的姓名含义却不能划等号。遂古之时，原始社会之初，人们尚未学会建房，只能象鸟一样地巢居于树上，此时的人类尚处于旧石器前期，处于原始人群阶段，两性之间的关系为群居杂婚，我们的祖先还是猿人，但他们已能通过直接的打击的方法制造石器，并已知道利用自然火。在距今4.5万年前， 我们的祖先开始进入了旧石器时代的后期，这便是传说中的“燧人氏”时期，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就属于这一阶段。这时人类已由原始群的群体结构进入到母系氏族社会。石器工具的制造中出现了间接打击和压制技术，掌握了钻木取火和敲击燧石取火的技术，并发明了弓箭、编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和动物分开”。而“神农氏”的出现则标志着人们已结束游徒不定的采集狩猎生活走向农耕营作社会，社会群体结构也开始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所以“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这样一些姓氏，他们所反映的是人类某一时期的社会生活，折射出原始社会人类历史进步的足迹。这些姓氏符号并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一个社会群体，是最初的萌芽状态中的姓氏，既没有社会组织的职能，也非习俗行为。他们只是人类原始社会生活留下的一些遥远的记忆符号。 真正意义上的“姓”发生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此时，生产力低下，人类群居，一个氏族组织由一位老祖母和她的子女及她的女姓后代的子女所构成，世系以母系计算，民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从初期母系氏族公社起，每个氏族就采用一种与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作为本氏族的名称，即氏族的徽号，这就是所谓的“图腾”，氏族名称的功能，就在于保存具有这一名称的全体氏族成员的共同世系，并将各个氏族区别开来。《说文》曰：姓，人所生也”，姓字从女从生，无可争议地告诉我们，同姓即同一位女祖先之子孙，表明了一个人出生的血缘关系。我国古代从女而成的原姓有十几个，如姬、姜、姚、姒、妫、而熊、龙、骆、鹿、马、牛、鲍、羊（杨）等使我们遥想起太古图腾社会的图腾信仰。这些最原初的“姓”，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命符号，标定血缘以适应族外对偶婚正是他们要发挥的最大功能。只要是社会公认的血缘关系，在相应的姓氏制度中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表述。倘若社会的需要发生转移，血缘的公认范畴便会随之改变，标定血缘关系归属的姓氏符号也便逐渐地产生流变。 最初的流变是因为人口的增殖，他使原初的氏族发生分解，由此产生女儿氏族甚至孙女氏族，如云南傈僳族原初的一个熊氏族，后来发展为三个女儿氏族，跟随而来的就出现了狗熊、猪熊与大熊三个图腾，他们组成一个胞族，原先氏族的图腾成为胞族图腾，即把原初的“姓”保留作胞族的“姓”。此时的姓虽然较之原初产生流变，但其仍是整个部落的标记。 氏族对偶族向家族对偶婚的发展，使母系氏族社会的命名制再次发生流变，“姓”开始从氏族的标记变成家族标记，由此产生了著名的母女（子）连名制。云南的布朗族虽早已实行父系的承嗣制，但母子连名的命名方式至今仍大面积存在，并严格执行着同姓不通婚的习俗，从妻居亦为普遍现象。据赤烈曲扎的《西藏风土》记载说，吐蕃土族“天座七王”中的第一位国王聂赤赞普及其后代丁赤赞普、索赤赞普、美赤赞普、达赤赞普、塞赤赞普均取母名中的一个字作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如“穆赤赞普”中的“穆”即源于母名“郎·穆穆”中的“穆”，“索赤赞普”中的“索”，源于母名“索·汤汤”中的“索”。值得注意的是，藏族天座七王时期的王权已是按父系承嗣，但命名中仍保留了母子连名的方式，这种现象说明，命名制的演变滞后于社会结构的演变，所以当布朗族、藏族的世系继嗣制已发展到父系承嗣时期，但母子连名制仍作为一种残留文化因子存活在其社会文化网络中继续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