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本来是种很不确切的命名，我在一本书的短序中就此做过以下说明： 用晚清通用的语言来说，是叫做“中学”和“西学”，后来才渐渐有“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类的叫法。这种借用地区方位或国别来界定不同文明系统的方法，无疑是很不科学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但有大片“西方看来是东方，东方看来却是西方”的地区，而且还有大片“西方看来是西方，东方看来却是东方”的球体的另半边。欧洲现在还有些人执意把中国、日本一带叫做“远东”，可是聪明的中国人早已不再把西欧叫“泰西”了。文化圈和国界并不相同，更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多国一种文化，一国多种文化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这本书沿用“中西文化”的称谓，无非是迁就于约定俗成，图个方便。（注：《中西作用之间·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以上的说明，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讲清楚。这就是，任何文明系统总是承续与变异的统一，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中，由此举凡谈论中西文化的关系者，按说不能不力求给予所议论的内容以时代的限定。无论中国文化，还是欧洲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性质都有很大的差异，是不待言的。由严复开其端、到“五四”时期形成高潮的“东西文明”比较研究，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推进贡献固大，但是清末民初的这种文化比较研究，不管见解如何不同，却犯有一种通病，即忽略了所议论的文化的具体的时代特性。比如说，认定“东方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这在“五四”前后是很常见的一种见解，从杜亚泉到李大钊这样旨趣甚异的人，都作过这类的归纳定性。那么，这种归纳定性是准确的吗？假如所比较的东西方文化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处于汉、唐盛世之际，甚至是元、清开国之初，那么，当时的中国与欧洲间的文明特性和时尚风气的差异，难道可以归纳作“主静”与“主动”之别吗？显然，无论如何这也是说不通的。所以，凡进行中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应以确定的历史范围，即比较具体的时代背景为观察的前提。不然的话，即使强为大声壮语，也是难以作出科学的分析的。 有鉴于此，本文所探讨的中西文化交流事项，只限定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近代史范围内。更准确些说，这里所讨论的只是在近代中国所进行的中国的固有文化与输入的欧美文化间交流的特性问题——毫无疑问，文化交流必定是双向的，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东学西渐”自然也进行着；只不过后一方面未纳入本文的考察范围罢了。 二 如何认识和评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性质与作用，自然首先需要把它放在中国文明史的全过程中，予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中国文化是自成系统的，在历史长河中虽有新陈代谢，破败流失，它的主体却能世代庚续，传承不辍，从而累积为人类文明的重镇，这是举世公认的事。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中国文化看成是封闭的排他的文化体系，不能把它看成是纯粹土生土长的没有任何外来杂质的“本位文化”。相反地，恰恰可以说，正是由于具有开放的胸襟，主动而积极地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中华文明才得以成就得如此博大精深，正所谓“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注：《荀子·徐无鬼》。）。”中外文化交流，在中国文明史上尽管也经历过许多波折，生出过许多冲突，但是，它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推动之功，对于中国文化内容与形式的影响之重，确是盖莫大焉。 近世学者都一致承认，历史上对于中国文化发展进程影响最大的中外文化交流是两次：一是从汉到唐几百年间，南亚佛教文化的传入；一是从明清之际到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传入。这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流的影响之大，足以构成划分中国文化史分期的两座重要的界碑。（注：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对这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流引起中国的繁荣崭新局面，作过极高的估价。（参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七》）钱穆则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有三次：第一次是印度，第二次是波斯、阿拉伯，第三次是欧洲。（《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把中国接触波斯文化放在接触印度文化之后，未必确切。至于波斯、阿拉伯文化于中国之影响，毕竟规模有限，自不好与佛教文化、欧洲文化并列为同一等次。对中国文化史分期，作得较好的还是柳诒徵。他把“自东汉以迄明季”，划为中国文化史的第二期，即“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融合之时期”，把“自明季至今日”划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期，即“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中国文化史[上]》）） 佛教文化的输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几乎遍及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无不由此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佛教文化的输入，促成了中国文化内容与形式的重大变化，同时，所输入的佛教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文化。由于本土文化的根深势厚，佛教文化的输入并未能动摇它的主导地位；佛教文化并没有取代中国固有文化，中国文化并没有由于大量吸取佛教文化而从此南亚化、佛教化。中国历史上的这次两种文化大交流，虽然也产生过许多纷争，引起过多次冲突，但是从总体上看，它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它相当充分地体现出不同文化间交流融会的互补作用，中国文化确因吸取和消化了佛教文化的精华，而进入了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繁荣的历史新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