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文化的专著篇章，可谓汗牛充栋，大多从不同角度论述中华文化的发端、背景、特征、价值、传播、发展、影响等。本文拟从这一庞大文化体系的多样性根源出发，剖析它的几种与海外文化显呈不同的物质，并发见中华文化对海内外社会之平和与发展起到的独特作用。 一、中华文化是多民族、多宗教长期并存、 互融的历史产物 （一）酿育古代中华文化的地理环境 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一样，中国文化在产生的早期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尤其是地理条件的约束和影响。从整体地理环境看，上古人类大致分为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在典型的海岛条件下，人们生活与生产的空间较小，而海洋交通则较为便利，所以商业、贸易较发达，且易产生向外拓殖的动机和条件，这一特点直至世界近代史仍在突出地表现着。而在远离海洋及大江大河的高纬度内陆地区，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作物品种少，产量低，唯有牧牛羊为生最为便捷，由此而产生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生产生活资料较贫乏，群体移动性大，往往成为民族冲突的主动者。古代西欧罗马帝国和东亚的汉晋帝国在同一时期内遭受着相同程度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且此种入侵被认为是导致两大帝国衰亡的重要原因，这视为震撼世界古代文明进程的一个悲壮的历史现象。与海洋民族和游牧民族迥异，拨动农业民族的地理杠杆则为较适中，例如，有广大面积的疆域，温和的气候，较多的江河湖泊和适于耕种的土地，等等。充分的考古证据表明，远古至史前期，我们这个星球上出现了若干大文明发源地——巴比伦、埃及、罗马、印度和中国。其中范围最大、人口最多、成就最丰、延绵最长者，当推中华文明。 我们可以这样扼要地分析古典中华文明所处的地理格局： 1.中国大陆恒亘万里，两大河流横贯东西，中部平原辽阔，没有天然的屏障阻隔其间，因此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军事上都较自然地趋于统一，虽时有分割，但毕竟以和为主，且愈合愈广，愈合愈紧，以致即使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侵，或轻扰自退，或在极短时期内自行融合于中原主体民族之中。其他几个古典农业民族，均先后沦于外族入侵，一蹶不振。而中国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完整体系，延续千年而不曾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2.在中国大陆的四周，有着对原始人类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东南海域万里，西北沙漠戈壁，西南高原深壑，北临冻土荒原。这种在大面积内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环境，使在这里生息繁衍的民族专心经营，不谋拓殖，更养成和平温顺、消纳异端之秉性。 3.东亚大陆季风性气候，也对这里的民族及其文明产生影响。中国大多数地区处于温带，四季分明，林木繁茂，物产丰富，加之矿藏资源较多，使中国人最早发现并使用石油和煤炭，且早在公元前就发展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冶炼术、炼丹术。 4.由于以上原因，虽然中国有二万公里的海岸线，也有悠久的航海史和辉煌一时的造船业，但中国民族依然以大陆为本，以海内为家。这里的人们安守故土，勤奋劳作，生息繁衍，宗族亲和，进而在多个地域、各种层次上形成互相依存的强大凝聚力。 （二）中华文明的构成和融合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中华民族只是现代意义上反映中国境内多部族融合的整体概念，而不是国内任何一族（如汉族）的扩大和代称，但它亦可以包括这一民族移居海外的部分。考古及文献研究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氏族林立，族类繁多，依《史记·王帝本记》，除炎黄居于河洛、江汉之地外，又有四大少数民族集团，即共工氏（流于幽陵而变北狄）、欢兜氏（放于崇山而成南蛮）、三苗氏（迁于三危而变西戎）及鲧氏（趋羽山而变东夷）。这几个大集团经二三千年的交叉、发展，至秦汉之时，形成了整合强大的中华民族，紧接着，在两汉、三国、两晋时期，又结合了匈奴、羯、鲜卑、氐、羌诸西北、东北民族，拓宽了农业民族的边界，尤其是唐代汉藏联姻，更具深远意义。其后，直至当代，在中国大地上，各民族的融合从未停止过，而最早出现于太史公笔下的“中国人民”，更是自古迄今地包含着数十个民族的共同特征。 （三）中华文化中的宗教构成 宗教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但与西方文化极大不同，主要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构成极为复杂，不像西方及其他主要外族文化那样多为单一宗教，前者的宗教情绪也远不如后者那样强烈。中国本土产生的主要宗教当属儒教，但儒教又不是彻底意义上的宗教，更多的却是中华民族在思想道德和社会生活准则的集中反映。另有道教，但影响范围十分有限。历史上，外国宗教如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袄教、景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也在不同范围内流行过，但都没有成为国教，也不曾有其中一种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尽管佛教的信徒人数比别的宗教信徒多得多）。这在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来看，也是相当鲜见的。究其原因，主要可归功于本土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各部族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亲和性，这种文化对传入中国的各种宗教均不排异，以至形成民间的多神信仰，而在政治上则始终是帝王至尊，甚至地方行政长官也可凌驾于宗教之上。中国封建统治的专制性十分严酷，却从不限制臣民的文化倾向和宗教信仰（即使皇帝成了某一教义的信徒，他或她也决不强迫统治下的人们改变原有的教义），历代王朝的开科取士，只要求应试者按先贤经义破题立论，并不介意其尊奉的是孔孟之道，是列祖列宗，还是释加牟尼、耶稣基督、安拉真主。人们对所信仰的宗教之敬重，主要出于自觉皈依的程度，可以终身矢志不渝，坚守教义，也可以根据实际不断地改变，有许多“双重教籍”、“多重教籍”者，更有大量无教籍者（实际上是信仰上无定式的、更贴近世俗生活的无神论者和多神论者）。这里，笔者想起早在公元15世纪初叶开辟中国至西洋航线的伟大航海家郑和，他本是一位专一的回教徒，但中华民族的宗教宽容性在他身上有着典型的表现。他第二次西驶经过锡兰时，曾立一碑（现存于科伦坡国家博物馆，北京历史博物馆有拓片），即举世闻名的郑和碑，正面刻有汉、泰米尔、波斯三种文字，各自的意思是向佛主、向婆罗门教神毗瑟奴、向伊斯兰教真主表示敬意，并祈求平安。这反映了郑和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政府、所象征的中国人民对多种宗教的尊重，希望他们所从事的中外经济文化及政治的交流活动在多种宗教的氛围中得以顺利开展。这也正是郑和以后的历代中国人谋生海外所遵循的历史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