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在这段关于对外文化交流的论述中，报告不仅阐明了我们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和态度，而且强调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的重要性。我们应当从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理解报告的这一精神，提高向世界展示自己文化建设成就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一 从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而言，对外文化交流是增强文化影响力、健全自身免疫力，扩大文化视野与提高文化水平的必要途径。就如同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个人依赖自身毕竟不能生存和进步，他需要与他人不断地交流和沟通。而不同的文化模式与文化类型之间也同样需要在交流与沟通中获取生机与活力。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便是这个道理。从文化发展着眼，交流是不同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类型的自我延伸和彼此间的对话和碰撞。在这种延伸和碰撞的过程中，双方或者多方彼此进行有效的吸收与配合，从而打破自身时刻都有可能出现的停滞状态，而且还通过提高自身的影响力，获得一种新的存在形式，而正是这种不断出现的新的存在形式，才体现出文化发展的开放性、生存能力和成熟水平。文化的交流历来都是双向的，但在其运行过程中会出现不平衡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化发展所依托的经济水平和社会状况的差别，以及文化形态自身的发展机制是否充满活力。虽然交流会出现不平衡现象，但回避交流并不是一种理性的做法。一旦一种文化形态丧失了交流与传播的能力，那么这种文化就会出现僵化、衰萎的局面。开放意味着“进”，但也意味着“出”。“进”可以带来其他文化成分的滋养，带来自我反省、更新和开创新境界、跃升新层次的契机，而“出”也同样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并力图使他人更加正确、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形象与价值，进而在世界文化史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为人类文化的宝库献上自己宝贵的财富。没有“出”，人们也就难以在全世界的大坐标中看清自己文化的位置，审视自己文化的长短与优劣。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便看到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仅要面对自己，更要面对整个世界。与我们日益增强的国力相比，我们在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方面的努力还比较欠缺。因此，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要求，是我们的文化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并建立起良好的发展机制的保证。 “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的背后牵涉到文化建设的目的与意义的问题，牵涉到我们对文化发展与提高“综合国力”的关系的认识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经典论述简洁地阐明了“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观点，正是基于对上述三者关系的正确认识而得出的。这就是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一方面是因为它反映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实际水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为我们社会的整体进步与提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力”，对经济状况的改善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而它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的促进作用。如果我们不站在这样一个认识的高度，就有可能在实践中降低和放松对文化建设的要求，甚至偏离正确的方向。由此看来，“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已不单纯是文化自身的问题，而且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当今世界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作为一个互为作用的系统，在这种竞争中寻求着最大限度的和谐与互补互助，文化力量自然是这种富于战略意义的竞争中的重要一环。所以，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强调文化建设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重要位置，强调对文化建设成就的展示，显然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富于战略眼光的大思路、大动作。 二 中外文化交流有着悠远的历史。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到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从火药、罗盘针、印刷术的发明与利用到华瓷、中医、中国画在世界的广泛影响，从思想巨人莱布尼茨对中国儒学的热衷到文学大师歌德对中国文学的赞赏，从《诗经》的西译与研究到唐诗风靡世界的影响等等，中国文化在广泛的交流中，不仅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也在不断地丰富着自己。但是自清末以降，由于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落后和文化上的锁国、西方力量的入侵，使近代中国产生了一场深刻的革命。随后，在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中，西学东渐便一直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潮，它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极为巨大的冲击，使中国人得以在对比和评判中反思、检讨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在这种反思和检讨的基础上，为中国文化注入新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倾向，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与此同时，另一种文化交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1858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在香港开始翻译《十三经》， 在中国学者王韬的帮助下，到1895年5卷本的《中国经典》英译本完成， 其中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周易》、《礼记》、《春秋》、《左传》，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后， 西方的汉学家贾尔斯（Lionel Giles ）、 卫理贤（Richard Wilhelm）、韦利（Arthur Waley）以及中国学者辜鸿铭、林语堂等都对介绍中国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尽管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传播渐有积累，但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来说，都是极为不足的。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把中国哲学排除在真正的哲学史之外，说明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误解。这种现象很有代表性，它充分表明中国文化向外传播工作的乏力。 历史走到了今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沟通与交流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而显得更为重要。而中国，也不再是昔日积贫积弱之中国，她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从其他国家的文明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营养，尤其是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教育体系、管理方式和开放的思维观念，给我们带来了启迪和帮助。与此同时，我们在“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事业的发展。比如，自1992年以来，我们在国外组织了近200 起大型文化展览，其中“秦始皇兵马俑展”、“黄河文明展”、“中国古代文物展”、“中国西藏珍宝展”、“中国五千年文明展”、“中国文化展”、“中国画精品展”等等在国外掀起了一股股“中国热”。以1995年为例，在影视交流方面，我国向国外推出了故事片18个主题，美术、科教片27个主题，广播级录像带300余小时。再比如， 我国选手积极参与国际艺术大赛，在1996年7月，我国两位选手在法国第21 届巴黎声乐比赛上，面对强手的挑战，以自己的实力摘取了最高奖，震动了法国舆论界。法国媒体称这一胜利“证实了法国外长曾经说过的既出人意料又合乎逻辑的话，这位外长认为不出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将步入经济强国的行列”。所有这些，不仅为国家赢得了声誉，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貌。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传播还处于劣势；与我国的综合国力水平相比，我们向世界展示自己文化的工作还显得很不相称。就我国文化的全面发展而言，就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而言，加强中国文化的影响，展示我们的文化成就，显得更为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