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 “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文明的逻辑结果，是西方文化的历史产物。 有关专家认为，希腊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面向自然，维护理性”（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前言》），即以理性的方式研究自然界。研究自然当然是为了认识和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的需要。 到了中世纪，西方人的主要兴趣似乎由研究自然界转向了研究人自身。但还是以理性的方式，而且以改造人的自然为宗旨。以致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批评说：“他们对于普通的感觉似乎已经变得完全麻木不仁，简直像灵魂已经离开他们的肉体到别处去了”（爱拉斯谟《愚神颂》）。于是西方人又来了一次转向，并从而打开了现代文明的大门。 有人说：“启蒙运动的手段就是理智，而它的目标是解放”（希尔斯《论传统》）。以理性为手段，以人的解放为目的，不言而喻就是以发展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界为主要任务。理性、科技、人的解放：这大约就是现代文明的精髓。 如果要从上述线索中寻找西方文化的基本思路，那么可以说就是自然的人化，首先是外在自然的人化，其次是内在自然的人化。 这条文化思路所创造的成就是灿烂辉煌的。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西方人却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正在经历着西方文化的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可以被描绘为‘不安’、‘倦怠’、‘时代病’，死气沉沉，人的机械化，人同自己、同他的同胞以及同自然的疏离”，总之是“生活在富裕之中却没有欢乐”（弗罗姆《生命之爱》）。随之，哲学以疯狂的解构扫荡了一切可能存在的人的意义，文艺则走向了“对本能的完全依赖”，“对它来说，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实的和肯定的生活”（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事实似乎完全证明了马克斯·韦伯的预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他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所谓后现代。许多学者把它概括为“人的终结”；当然是指本质的人的终结。 争取人的解放，却走到了人的终结。于是有人呼吁，要“走向大修复”（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在西方文化“走向大修复”的时候，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学说本来就是一种文化批判。老、庄，尤其是庄子，早在中国文化的发祥期就敏锐而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的异化现象，从而得出了否定文化、“道法自然”的结论。 儒学作为一套伦理道德学说，本来是致力于人的文化化，即内在自然的人化，这既与外在自然无关（外在自然无所谓伦理道德），又与内在自然相悖（伦理道德就是对人的自然的改造）。但它却精心建构了这套伦理道德学说的自然本体和自然基础，既以天地自然为伦理道德的本原（如朱熹谓“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又以人的自然为伦理道德的根基（如《礼记·坊记》云“礼者，因人情而为之节文”）。如此，则人的文化化、道德化就成为人的本质上的自然化了。以至于有的西方人根本不承认这种还没有割断自然的脐带的道德是真正的道德。如利马窦说：“爱父母太过容易，因而爱父母毫无意义”（《天主实义》）。 甚至明中叶兴起的那种实质上反映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的文化启蒙思潮，也把自己统一于自然。徐渭张扬人的个性，说的是：“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论中·二》）个性即天性，此亦有理。廖燕提倡改造自然，说的是：“天地因好奇，尝留缺陷以待人之自效。使能出奇智力以补天地之缺陷，则其人遂可与造物同功”（《募修清远峡路疏》）。改造自然，正所以效法自然。 是否可以说：西方文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而目的却在于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而最后的目标却是自然。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两条不同的文化思路：西方文化旨在追求自然的人化，中国传统文化旨在追求人的自然化。虽然一切文化都是人对自然的作为，但不同的文化却可以对自然采取不同的态度。 那么，后现代现象是否与西方的那条文化思路有关？ 所谓“自然的人化”，其实是自然的文化化。因为其中的“自然”不仅指外在自然，也包括内在自然，即人的自然。排除了人的自然，“人”就只剩下文化了。所以，这条文化思路实质上是把人等同于文化，从而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故而一味强调改造自然。 但是，人不等于文化。人作为自然界的进化过程的产物，永远都不能没有自然属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反杜林论》）。人作为自然界的进化过程的特殊产物，也需要、而且能够创造文化，因而也具有文化属性。人，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到它存在的最后一天止，始终都是自然与文化的统一体。排斥其中任何一个方面，人都不成其为人。 作为自然与文化的统一体，人就需要一个自然与文化相统一的世界。一个纯自然的世界，人无法生存；一个纯文化的世界，人同样无法生存。 所以，片面追求自然的文化化，无论是内在自然的文化化还是外在自然的文化化，都必将导致异化。不是人自身的异化，就是自然界对人的异化，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后现代现象就是异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如果说西方在中世纪主要是追求内在自然的文化化的话，那么近代以来就主要是追求外在自然的文化化了。这种追求在利用自然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恶化了人的生存环境；而且剥夺了大自然的情趣，毁灭了人的诗意的居所。这种追求大大提高了人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激发了人的需要的恶性膨胀。如弗罗姆所说：“我们已经到了为消费而消费的地步：这是一种被贪婪所驱使的消费，一种不断膨胀的欲望驱使我们身不由己地去吃、去买、去占有、去使用的无生命价值的消费”（《生命之爱》）。或以为这就是人的自然。不过。这是被文化所发酵而恶性膨胀、乃至腐烂了的人的自然，是文化所酿成的人的自然的恶性肿瘤。自然界与人一起异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