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中华文化仿佛就是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文化。有人甚至把它称为“黄土文化”，认为是封闭在长城以内孤立发展起来的文化。其实，这些说法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既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文化，又吸收了多种外来文化。事实上，中华文化乃是古代东方文化的结晶，它充分吸收了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中亚文化和东南亚文化，从而造成了一个更高的文化中心，并不断向外扩散，形成了“东方文化圈”。本文拟就上述几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来审视中华文化，把中华文化的形成放在整个亚洲的大范围内来加以考察，打破“自我封闭”的陈旧观念。 在古代的东方，形成了几个高文化中心，其一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其二是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的印度文化，其三是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阿拉伯文化，还有一个是以中亚七河流域为中心的“马背上的文化”。随着“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的发展，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这几个中心便互相沟通起来，出现了亚洲范围内的文化大交流。在这种形势下，这些外来文化源源流入中国，由“多元”合为“一体”，不断影响和丰富中国的传统文化。东南亚在古代虽然没有出现文化中心，但它与中国在文化上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对中华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印度文化，它以佛教为先导，把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联系起来，同时把印度人的智慧带到中国，与中国人的智慧碰撞出耀眼的火花。但它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的范围，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如语言文字、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天文、医学、建筑乃至民俗等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正当汉文化形成时期，一般认为是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的佛教宗派甚多，既有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又有大乘教的密宗和显宗。它在中国的传播，范围很广，演变亦多，在广大汉族地区形成了汉传佛教，在藏族地区形成了藏传佛教，在云南则有傣族地区的小乘佛教和白族地区的阿阇梨教。汉传佛教的特点是在与儒、道斗争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中国化的，先是因翻译、阐释佛经的不同而歧为“六师”，继后各立宗派，分为天台、三论、华严、慈恩、律宗、净土、禅宗和密宗，经过历史文化的选择，显宗大盛而密宗衰落，最后以中国化程度最高的禅宗独占鳌头。大乘佛教的密宗传入西藏后，与当地的苯教结合而为藏传佛教（即喇嘛教），逐渐演变为宁玛、噶当、萨迦、噶举及其他教派，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后，格鲁派（黄教）大兴，并向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及内蒙古传播。南传的小乘佛教在云南西双版纳形成润派，在德宏形成了摆庄派，而大乘的密宗在大理形成了阿阇梨教。佛教在中国之盛，某种程度上还超过道教，并通过中国传到其他国家，例如：华严宗、法相宗、天台宗、禅宗传入朝鲜；三论宗、法相宗、成实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及禅宗的曹洞、临济两宗先后传入日本；藏传佛教则传到蒙古、不丹、尼泊尔、锡金等国。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翻译、整理、编纂佛经之风日盛，这里有来自外国的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昙无纤、菩提流支、真谛、不空等翻译家，也有中国翻译家如道安、法显、玄奘、义净等，众多的经典，后来汇集成《大藏经》，有汉文、藏文、满文、西夏文、巴利文和日文七种，日本所刻汉文《大藏经》共3493部、15320卷，足见佛经在中国古籍中占有相当份量。由于佛经的翻译，在汉语中引入了大量梵语，除佛教专门用语如“禅”（静虑）、偈（颂）、般若（智慧）、阇梨（轨范）、摩尼（宝珠）、刹（佛国、佛寺、塔）、伽蓝（佛寺）而外，有许多已成为民间常用的词汇，如佛、塔、僧、尼、和尚、菩萨、罗汉、阎罗、地狱，还有世界、现在、因果、结果、庄严、法宝、圆满、魔鬼、因缘等语也是从梵语意译来的。中国的音韵学实际上是从佛经翻译过程中学来的，据陈寅恪《四声三问》所说，南齐时有一批外国僧人用自己娴习的声调来转读佛经，使中国的一些“善声沙门”明确地意识到平上去入“四声”，确立了音韵学的基本原理，以致有《切韵》、《广韵》的产生。在佛教盛行的少数民族中，由于诵经的需要，梵文日渐为人们熟悉，于是根据梵文而创造本民族的文字，最早的是新疆的佉卢文和于阗文，大约在公元6世纪“吐蕃”时期产生了“吐蕃文”（即老藏文），以后经过3次改进而成流行至今的藏文，并在元代参照藏文创制了蒙古的“八思巴文”。在傣族地区，则以梵文为基础形成了“傣泐文”、“傣哪文”、“傣绷文”和“傣瑞文”。这些少数民族文字，对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藏文和傣文浩如烟海的典籍，更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璀灿的明珠。 印度文化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南北朝时期，佛教大兴，与儒家思想发生冲突，引起了“报应论”、“白黑论”和“达性论”三次大的纷争。然而，就在“排佛”的声浪中，儒家渐渐接触和认识了佛学，他们暗中引入了佛学的概念，以致开启了“研精六籍，采摭九流”的风气，兼取佛、道注经。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陆德明、孔颖达诸人莫不如此。儒、佛、道经过长期交融，互相渗透，各有变异，道家形成了全真派，佛教兴起了禅宗，而儒家则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理学与心学的形成中，佛教的“本体论”与思辩方式起了重要作用，把中国的哲学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佛教的“因明”原为古印度的逻辑学说，“因”指推理的根据、理由，“明”即知识、智慧。早在南北朝时期，便开始将有关印度“因明”的著述翻译过来，自唐代玄奘翻译并讲授《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之后，在汉族地区广为传播，元代传入西藏，这种推理、思辩的逻辑方法便在中国流传开来，对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民间，人们接受了佛家思想以后，世界观、生死观、价值观、道德观都起了很大变化。懂得了许多人生哲学，寻求自我解脱，相信“因果报应”、“前世因缘”，把解除人间苦难的希望寄托在来生后世，指望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每逢乱世，佛教大兴，而人们在处于厄运、绝境时便归皈佛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