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猿揖别后，生活在东方地理条件下的先民们便进入了原始共产主义阶段。经过若干世代的发展，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便无情地产生了。从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便发展起来了。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滥觞：商周时期的神权政治与敬德保民的政治哲学 商周奴隶制度是一种极其野蛮而残酷的阶级压迫制度。统治阶级编织统治秩序和维系这种剥削制度，是依据其神权政治观和敬德保民的政治哲学来进行政治实践的。 在原始社会，多神教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随着人类进入到奴隶社会，多神教被一神教所取代了。因为阶级统治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原始的多神教愈益失去存在的基础，而一神教愈益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绝对影响力的反映。以超自然形式和面目出现的神，总是代表着特定的阶级意志与利益的神；它的“人格化”，作为“抽象的人”的实在内容，便是王，被神化了的奴隶主贵族专政。 殷商时代的至上神是“帝”或“上帝”，它是同原始的巫术迷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帝立子生商。”（注：《诗经·商颂》）在商代统治者看来，他们是上帝的子孙，是代表上天来管理臣民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注：《诗经·商颂》）在商代统治者看来，他们的权力和政治行为，当然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商汤在征伐商桀时宣誓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征）。”（注：《尚书·汤誓》）因为统治权来自上帝的命令，因而必须执行上帝意志。但是，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才能知识上帝的指示呢？这就是占卜。占卜是殷商时代政治生活中的神圣事业，征伐、出巡、委任官吏等等事项，是离不开占卜的。不仅如此，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卜亦是不可或缺的：事无巨细，依卜而行。从事占卜的人（卜、史、祀、祝）往往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解释龟甲兽骨上的裂纹（预兆），以此作为上帝的答复。有了“上帝的答复”，统治者的意志就合理合法。由此可见，所谓上帝的命令，不过是借用上帝的名义来发布殷商统治者的命令罢了；与其说上帝具有绝对的权威，还不如说殷商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是至高无上的。“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无非那个神支配着形形式式的自然现象，联合着各种互相对抗的自然力，而这个君主在向上或实际上联合着利益冲突、彼此敌对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5-68页。） 西周奴隶主贵族夺取了殷商统治者的天下后，依据现实的政治利益，继承并利用了殷商时代的神权政治观，并且对“天命”论进行了新的阐发。首先，周王是奉天命夺取殷商王位的，“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注：《尚书·多士》、《尚书·多方》、《尚书·无逸》。）。上天改变了对殷王的信任，收回成命，改由周王取代。其次，上天既然收回了对殷商的委派命令，改由周王替代，因而也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注：《大盂鼎》）再次，周因革商，是受到天命保佑的。周代统治者宣称：“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注：《大盂鼎》）一方面，周代统治者因袭了殷商的神权政治观，另一方面又阐发了敬德保民的政治哲学观。周代统治者认为，“成汤革夏”、“武王克商”都是奉天命而行，都是合理的，因为“天命靡常”（注：《诗经·大雅·文王》）。为了使周代统治能够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周代统治者认识到“敬德保民”的极端重要性。警德，是要求奴隶主贵族遵循一定的伦理道德，“以德配天”。“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注：《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统治阶级只有敬德，才能“永远享天之命”（注：《尚书·多士》、《尚书·多方》、《尚书·无逸》。）。保民，是要使老百姓在统治秩序下生活得安定。“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注：《左传》昭公元年引《太誓》）。由于民欲与天命是相通的，因此，遵天命，就必须爱民：“治民敬慎”，“知稼穑之艰难”（注：《尚书·多士》、《尚书·多方》、《尚书·无逸》。），“明德慎罚”（注：《庄子·天下篇》）。 总之，商周时代的政治文化，是以奴隶主的贵族政治（宗法制、等级制、分封制、世袭制）为外壳，以“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为文化内核运转着，向前发展着，而商周时代的神权政治观（宗教天命观）、敬德保民的政治哲学观便是战国以后中国两千多年地主政治社会里“君权神授”论、仁政论、德政论、民本论（重民论）等等政治文化内容的滥觞。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定型：秦汉时期对先秦政治理论的整合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范型的确立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550年的战乱。在5个半世纪的漫长生活中，一方面是五霸纵横、七雄驰聘；另一方面是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百家争鸣”，探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出路。诸子百家面对动乱不宁的社会，纷纷阐发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论。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中，采纳了法家理论，并以之为治国的政治思想。这套学说，为秦始皇的统一事业发挥了作用。因之，秦始皇以法家学说为治国的理论指导。一方面，以法家理论为指导，秦始皇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帝国；另一方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焚书坑儒，严禁私学，以吏为师。可是，法家学说在治国中不仅没有发挥它的统一六国的神奇作用，反而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加速了庞大的秦帝国的崩溃。至于西汉初年，统治者不能不反思前朝在政治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改而采纳黄老道家的学说，“无为而冶”，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遵循旧制，举事无所变更；少干预属下事，勿扰民；择吏以“厚道长者”为标准（注：参见林剑鸣《秦汉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7-288页。）。其特点是“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注：《汉书·刑法志》）。 虽然黄老政治理论为汉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丝生机，但是，对于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也带来了一些日益明显的负面作用。如农民脱离户籍而逃避赋税的现象日益严重，贵族、商人、大地主的势力日益膨胀，有的人甚至无“人君之礼”；对北方蛮族的妥协退让，已经危及自身的国防，等等。因此，促使统治者进一步反省自身的政治指导思想，并进行必要的修补和调整。汉武帝时期，经大儒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理论作为治国策进献给汉武帝，并得到采纳，于是，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然而，董仲舒的儒家理论，却是整合了先秦诸子之后的政治理论，而不是先秦儒家所主张和倡导的政治理论的原貌：如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是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整合的结果。有学者指出：“从中国封建社会看，神化与圣化是维护君主专制的两大思想支柱，战国以前以神化为主，战国时期又发明了圣化，法家是圣化理论最主要的制造者。从西汉开始，实现了两者的结合，董仲舒是从理论上完成两者结合的代表人物。”（注：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6页。）天人合一论，是整合先秦天帝观的结果。“董仲舒用天人合一理论给皇帝蒙上一层圣光。这是殷同天帝观的复合，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注：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18页。）三纲五常论，是整合了先秦诸子多家政治伦理学说的结果，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是先秦以来各家伦理学说的总合”（注：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21页。），等等。总之，经过秦汉之际，尤其是西汉中期统治阶级对政治理论的整合，作为封建社会政治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的存在形式是：“外儒内法，杂以百家”。自此以后，儒家的旗号没变，但其思想内容却在不断地吸纳、整合法家、道家等其他各流派的思想，其政治思想也因各历史时代的特点不同而突出某一家理论的特色。从此以后，中国政治思想、理论的整合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