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论到古希腊时曾动情地充满敬意地写道：“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欧洲人远从希腊之外，从东方，特别是从叙里亚获得他们的宗教，来世，与超世间的生活。然而今生，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157页。）同样地，在我们看来，一提到“礼乐”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中国人心中也会油然生起一种“家园之感”。不仅如此，我们也同样有理由说，中国后世的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哲学、文学、艺术及日常生活的面貌与精神，也都无不与先秦奠基的礼乐文化精神息息相关。有学者指出：“‘礼’在中国，乃是一个独特的概念，为其他任何民族所无，其他民族之‘礼’一般不出礼俗、礼仪、礼貌的范围。而中国之‘礼’，则与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学、习俗、文学、艺术，乃至于经济、军事无不结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外国之‘礼’，随着第一代文明的灭亡，就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重要方面相绝缘，而不再向前发展。中国之‘礼’则没有间断自己的发展。并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故从礼俗而发展到礼制，从礼制发展到礼义，既而又由礼制、礼义回归到礼俗。……中国之‘礼’固重于形式，故中国之‘礼’是活在中国人心中的一个基础。由是之故，从中西文化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使西方最感惊异者，莫过于‘礼’。故从中外文化比较而言，‘礼’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当是无疑的。”（注：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12—13页。）这一从比较文化的立场上下的论断，有过较深中国文化或中国生活体验的人是不会不同意的。 礼乐的存在固然离不开一定的形式，但更为重要的无疑是它的精神。正如孔子所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注：《论语·阳货》，《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版（下引《论语》同）。）同样，“活在中国人心中”的也不仅是礼乐的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它的根本精神、根本原则。那么，礼乐的根本精神、根本原则是什么呢？这种根本精神、根本原则又是如何刻写在了中国人的心中的呢？ 对于前一问题，可以一言以蔽之：中和精神。以此言之，言“礼乐”活在了中国人心中，犹言“中和精神”活在了中国人心中。对于后一问题，合而言之，则是“礼乐互补”在中国人心灵上刻下了“中和”的精神追求；分而言之，则是“礼”以致“和”、“乐”以成“和”并最终依靠“乐”以成“和”这个心理、审美的机制完成了这个塑造中国人灵魂的工作。 “礼乐”与“中和”之关系，学者所论多矣，然已有的研究与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中所占的地位相较，尚待进一步深入。鉴于此，我们不揣浅陋，尝试对它作一点新的探索。 一 中和：礼乐之根本精神 尽管史称周公“制礼作乐”，但“礼乐”并不始自周公。《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八佾》也说：“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是为“礼”不自周公始。《尚书·尧典》说：“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是为“乐”亦不自周公始（虽然尧、舜、禹所在尚属传说时代，但周公之前已有“乐”当不会有问题）。既然如此，那么周公之前的“礼”与“乐”是否有“中和”之追求呢？ 答案是肯定的。 “夏礼”、“殷礼”并非空穴来风，其渊源，学者们多认为是原始时代的祭祀。王国维《释礼》一文中说： 《说文·示部》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又《豐部》：“豐，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豐亦声。”……此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故《说文》曰：“豐，行礼之器”，其说古矣。惟许君不知
字即玨字，故但以从豆象形解之。实则豐从玨在凵中，从豆乃会意字，而非象形字也。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
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禮，其初当皆用
若豐二字，其分化为醴禮二字，盖稍后矣。（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版，290-291页。） 郭沫若也有类似说法： 礼是后来的字。在金文里面，我们偶尔看见有用禘豐字的。从字的结构上来说，是在一个器皿里盛两串玉具以奉事于神。《盘庚篇》里面所说的“具乃贝玉”，就是这个意思。大概礼之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注：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82—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