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1年召开的第三次世界计算机教育会议（WCCE 81）上， 原苏联科学院伊尔肖夫（A·P·Ershov）作了“程序设计，第二文化”的主题报告。当时的与会学者已经预见到计算机技术将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所以用“计算机文化（Computer Literacy ）”一词作为该次大会的主题。此后人们逐渐用这个词来概括计算机在人类社会文化领域中所反映出来的种种现象，并把传统文化称之为“第一文化”，而将计算机文化称之为“第二文化”。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一个侧面谈谈计算机文化的价值和由它引起的传统观念的更新。 一 近些年来，各种文化现象成了研究热点，并且得到各种媒体的充分报道和广泛赞誉。这无可厚非，因为这些文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一个特定时代下与各类技术及各种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相联系的人类文明。计算机文化源于计算技术，并且其内涵和外延也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在不断地更新、充实和深化。现在计算机的性能指标及其应用范围、普及程度和对社会各个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已不能与1981年时相提并论，但我们从文化的视角对计算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却并不多。一位研究科技文化的学者在分析了一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的调查报告后认为，“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持认同或肯定态度，主要是倾心于其物质功能和经济的功能，而科学技术的文化功能，以及科技文化的意识形态价值，则显然被轻视或忽略了。”（注：何亚平、张纲著：《文化的基频》，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同样， 我国公众对电脑的倾心也只是停留在其强大的物质功能上，而对其文化的价值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其原因可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历史上看，传统的人文文化毕竟有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作其衬景，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但科技文化是16、17世纪从哥白尼到牛顿的近代第一次科学革命这一段时期才逐渐开始兴起的，历史并不长。至于计算机文化，从巴贝奇制造机械式分析机至今不过150年， 而数字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史是从1946年开始写的。科技文化作为一种新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尚需要时间，更需要积累。第二，科技文化起源于近代科学技术，而“实际上，近代科学技术从它诞生之初起，就经历了围绕人们自然观、宇宙观和世界观转变的一系列‘血与火’的洗礼。”（注：何亚平、张纲著：《文化的基频》，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计算机文化兴起在现代科学技术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基石的环境中，人们已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为人类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以传统的反科学意识和宗教势力的影响已日趋缩小。然而，计算机文化的发展之路也并不平坦，因为计算机技术是高科技，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必须依托于其他高科技产业并与之同步发展，任何超越现实科技发展水平的行为和构想，都将是徒劳的。所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虽然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奋斗，但并未取得丰硕的成果。与其说是人为原因或其他文化的排斥，不如说是科学技术条件尚未成熟，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计算机技术的价值真正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也只是在80年代微机系统出现并得到普及后。第三，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微机的广泛使用，计算机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并因此刺激和带动了相关高科技产业的研究和开发，新技术、新材料、新成果层出不穷，更新换代周期很短，很多长期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的人员根本无暇顾及其文化品位的研究。这种现象，一方面固然与客观条件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文理分家过严、过细、过早并由此造成文理对立的结果。一些理工科大学生，由于从高中阶段开始就忽视人文知识的学习和修养，一心专注于计算机技术，对文化的研究或无兴趣，或力不从心；而“一些学习或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或一见数理化就头痛，或既颠又狂，对科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技术还未能搞清楚，却敢于大胆地构造涉及科学问题的理论的新体系。”（注：何亚平、张纲著：《文化的基频》，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这样看来，文理分家，造成了科技文化研究的断层，这也是教育界值得讨论的问题。 二 与整个人类文化相比，计算机文化的历史十分短暂，但计算机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中的生力军，其发展速度之快，作用力之大，影响面之宽广深远却是任何其他类型的文化所不能比拟的。 与传统文化比较，计算机文化具有哪些特点呢？我认为首先是普适性。虽然各国文化传统不同，文字差异极大，但计算机文化的传播并没有因此受到阻碍，计算机语言已经成了人类最通用的共同语言，从而打破了人类文化史上长达数千年的众多传统文化各自独立发展和缓慢进化的局面。其次是基础性，这就是计算机文化已经广泛渗透到国民经济、工业控制、交通运输、智能设计、网络通信乃至日常生活、文化娱乐等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它不受性别、年龄的限制，不为职务、行业所约束，人人都可以感受到计算机文化的存在。第三个显著特点在于它内在的、能动的创造性，实际上，计算机的发展史，就是奇迹般的高速创新的历史，由此构架出来的计算机文化也可以说是近代科技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和能动的创造性的体现。 以计算机文化作用于社会文化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层次来分析，从它的萌芽、成长、发展到繁荣，最主要的是体现了计算机文化的求是、创新、规范和社会大协作的科学精神。 所谓求是，就是一种为科学的真理和理想而忘我的献身精神，这是计算机文化的精髓所在。早在1822年，被誉为计算机先驱者之父的查尔斯·巴贝奇就开始用齿轮和转轴设计差分机，10年后他又以毕生的心血开始设计与现代电脑的结构几乎相同的分析机。虽然因科学技术条件所限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为追求理想所作的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为后辈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时隔一个世纪，计算机界更是人才辈出。如现任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早年在为IBM 公司开发对计算机系统软件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的PC－DOS时，曾“把自己关在Microsoft公司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奋力工作，这间屋子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空调，有时室温高达38℃，经过艰苦卓越的努力，盖茨获得了成功”（注：张大卫：威廉（比尔）·盖茨——微型计算机革命的带头人， 《微电脑世界》，1997年9月，第169页）。又如，作为国内培训考核必修的WPS 文字处理系统软件的开发者求伯君，他为了开发这个几十万行汇编程序的大型程序，也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房间里长达几百天，“在这段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两三点，简直是个工作狂。他最主要的食品是方便面和开水，他为开发WPS吃了一年多的方便面”（注：武楼：WPS之谜，《电脑报》，1994年，第41期）。国内计算机科学界首推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教授，由他主持开发的方正（华光）电子出版系统以其技术的先进性和成熟性已在出版印刷业中占90%以上的份额，其中在国内报业中占据了99%的份额，成为全球使用最广泛的专业中文电子出版系统。现在，当人们拿起印刷精美的书刊，翻阅着彩色鲜艳、图文并茂、版式整洁的报纸的时候，有谁会想起王选从1975年接受七四八工程到1985年华光Ⅱ问世这整整十年所经历的辛酸苦辣。当时王选抱病参加了论证会，身体虚弱得连讲话都困难，电子照排方案也是由别人代他在会上介绍的，而且搞科研的周边环境和物质条件又十分恶劣。王选在回忆这段艰难的往事时说：“当时调试大型软件的艰难程度是今天的年轻同志所难以想象的。”1981年夏，当时承担软件总设计和调试的王选的妻子已开始便血，“癌细胞已在直肠上发展，但当时没有时间去仔细检查。”（注：《王选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页）正是这些科学家们的这种忘我献身的求是精神为今天计算机文化带来了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