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化转型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文化发展明显产生危机和断裂，同时又进行急遽的重组与更新，如西方的文艺复兴，中国的魏晋六朝时期和五四时期。文化发展总是通过“认同”和“离异”两种作用来进行。“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一致的阐释，是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的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开掘，同时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种种界限和规范，使之得以发达和凝聚。我国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于一尊”就是一例。“离异”则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时期内，对主流文化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规范和界限，对被排斥的加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因而形成对主流文化的批判，乃至颠覆。这种“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就是文化转型时期。在这种时期，人们要求“变古乱常”，在一定程度上中断纵向的聚合，而以横向开拓为特征。横向开拓也就是一种文化外求，外求的方向大致有三：第一是外求于他种文化，如文艺复兴时期西欧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借助；汉唐之际中国对印度、西域文化的吸收；第二是外求于同一文化地区的边缘文化（俗文化、亚文化、反文化），如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词、曲、白话小说的成长都是包容了俗文化的结果；第三，外求于他种学科，如弗洛伊德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对文学观念的刷新。 20世纪后半叶，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时期。30年来，世界的巨变是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电脑主宰了大工业生产，整个工业体系正在进行急遽的改组和更新，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电脑电讯、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正在极其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至生存方式；分割世界势力范围的殖民体系已经分崩离析，独立的亚、非、拉各民族国家构成了从未有过的、蓬勃发展的第三世界；作为20世纪前半叶帝国主义特征的垄断寡头经济被世界多元经济所代替，发达国家为了追求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市场，把他们的企业，包括技术、管理、名牌商标等等和平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获取更大利润，解救国内经济危机。他们需要的是没有罢工、没有动乱的稳定环境，因此，世界可能获得一段时间的和平，这就为人类文化的交流、转型、发展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20世纪前半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分别使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对人本身都有了全新的认识。20世纪后半叶，人类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在逻辑学范式之外，现象学范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应用和普及。 逻辑学范式，是一种形式分析，通过“浓缩”，将具体内容抽空，概括为最简约的共同形式，最后归结为形而上的逻各斯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从这种范式出发，每一个概念都可以被简约为一个没有具体内容、没有实质、没有时间的纯粹的理想形式，一切叙述都可以简化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在这个固定的空间里，一切过程都体现着一种根本的结构形式。例如许多英雄神话的叙述都可归纳为：生——入世——退缩——考验——死——地狱——再生——神化这样一个结构。许多这样的叙述结构结合成一个有着同样结构的“大叙述”或“大文本”，体现着一定的规律、本质和必然性。 现象学范式与逻辑学范式不同，它研究的对象不是抽象的、概括的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人，一个活生生地存在、行动，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人。现象学强调对自觉经验到的现象作直接的研究和描述，尽量排除未经验证的先入之见，强调“诉诸事物本身”，亦即对具体经验到的东西采取尽可能摆脱概念前提和用过去的知识进行理性分析的态度，“回到直觉和回到自身的洞察”。经过这一“还原”，一切已知的东西就成为感官中的现象，也就是通过直觉、想象等意识形式而被直接认识。这样的“还原”倒转了人们的认识方向，从面向客体转为面向意识。如果说过去逻辑学方式强调的是人对客观世界的种种现象和规律的认识，这些现象和规律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客观存在”，那么，现象学方式所研究的重点则在于客观世界是如何被主体所认识的。现象学范式首先从人的意识出发，在这个人的周围，没有什么绝对固定不变的客体，一切都不是固定的，都随着这个具体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心情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现象学研究的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几何学空间，而是不断因主体的激情、欲望、意志、思维方式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的拓扑学空间。从现象学范式出发，后现代主义将人们习惯的深度模式解构了：现象后面不一定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偶然性后面不一定有一个共同的必然性，“能指”后面也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所指”；中心被解构了：原先处于边缘的、零碎的、隐在的、被中心所掩盖的一切释放出新的能量；历史被解构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两个层面，事件被“目睹”的范围是很小的，我们多半只能通过叙述来了解历史，而叙述中材料的选择、详略、叙述角度和视野都不能不受主体的制约，所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当代人所诠释的历史。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逻辑学范式和现象学范式往往同时存在而运用于不同的领域，正如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可以运用于不同的领域一样。在文化研究的范围内，第二种范式起了消解中心，解放思想，逃离权威，发挥创造力等巨大作用，但它也导致了某种离散和互不相关，以至某种程度的社会解体。由于物质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巨变，人们不能不重新思考百年来主流文化的弊端并转而寻求横向开拓，以致力于新的发展。在这样的新的认识高度，回首百年历史，人们不能不看到百年来，人类被屠杀的数字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不计其数的局部战争，使人类的自相残杀达到了空前的规模。高科技迅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给人类生活造成了严重威胁：据统计，本世纪原子能泄漏事件达27次之多，核试验、核废料污染不断；日本奥姆真理教集中了日本相当优秀的高科技力量，目的却在制造有最高杀伤力的毒气；能源枯竭，环境恶化就更不用提了。精神方面对人的残害也更远胜于中世纪，仅奥斯维新集中营，便虐杀了600万犹太人！ 俄国的古拉格群岛、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屈辱和迫害也都是空前的。这一切都说明文化转型的需要已迫在眉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