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目标。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加快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与全国同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无论是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还是产业化程度的提高，乃至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讲，都要依赖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受自然、人文、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普遍市场发育程度低，传统经营粗放程度高，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会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模式与传统生产模式发生磨擦；而且还将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尺度，与传统的、落后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尺度发生碰撞，这些磨擦和碰撞导致对经济发展的限制和经济效益的消溶。本文试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 贫困是困扰民族地区发展的首要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基本道路。 目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90%以上分布在贫困地区，涉及五大民族自治区，24个自治州，并包括44个自治县的全部。（注：朱凤歧、高天虹、丘天朝、杨青：《中国反贫困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在全国列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扶持的592 个贫困县中，民族地区有257个，占43%；全国贫困县中最困难的人口也有近80%在民族地区；1993年，全国贫困县人均财政收入仅60元左右。（注：参见陈乐齐：《国家民委派团到民族贫困地区考察慰问》，《人民日报》1996年4 月14日。）抽象的数字后面所标志的贫困现实，令人触目惊心。以云南为例：云南是民族自治州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截止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已超过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二。云南的贫困县个数居全国第一，占全国贫困县的12.3%，占云南所有128 个县（市、区）的57%；贫困人口也居全国第一，1993年达769.9万，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高达20.5%。（注：陈琳、廖鸿志：《云南可持续发展》，1997年版，第99页。）可见，贫困已成为制约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首要因素。造成民族地区贫困的原因很多，就生产本身而言，主要来自传统粗放型生产的限制。我国的部分民族地区处于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模式之中，甚至还停留在刀耕火种和逐水草而居的阶段。据有关资料显示，迟至90年代，还有许多民族地区“90%以上的人口仍在使用落后的手工工具搞饭吃，如云南尚有十分之一的地区残存着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注：参见张骏逸（台湾）：《论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经济及脱贫致富政策》，《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二期。）由于耕作方式的原始落后，生产上浅耕粗作，高投入、低产出，不管是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都很差。“种一葫芦收一瓢”，“种一坡坡，收一箩箩”，终日辛苦耕耘仍可能不足温饱，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只有将生产经营引向集约型方向，精耕细作，提高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率，才能引导民族地区逐步脱贫致富。 产业化程度低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提高产业化水平的必经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传统的生产方式有了很大改变。1992年以来，8 个民族省区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三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但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仍以盲目扩大规模的外延式发展为主，经济效益并不理想，出现所谓“高速低效”的状态而难以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仍在加大。民族地区工业发展较晚，传统经济结构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生产在总体上还是属于单家独户的低层次经济，产业化程度低，单位经济效益不高。随着生产的发展，民族地区的产业化问题日显严峻，并由此形成小生产与大市场、分散经营和规模效应、有效供给高比较效益低等矛盾，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只有将粗放经营的传统模式向现代生产的集约化方向转化，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改变高能耗、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的现状，克服低水平重复建设带来的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提高经营方式的科学化，加强分工和协作，提高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率，才能促进传统经济向社会化、专业化和规模化转变。 建设性破坏影响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我国少数民族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8%， 居住面积却占全国总面积的64%，各种资源十分丰富，集中了70%的矿产资源、82.5%的水能资源、89%的煤炭、78.8%的天然气。丰富的资源本来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优势，但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却造成了对这些资源的破坏，使其不能产生应有的效益，或在取得短暂、微薄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埋下阻碍发展的隐患，造成所谓建设性破坏，表现为资源浪费、能耗惊人、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后续资源日益枯竭等，严重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我国大陆唯一还有大片热带雨林的地区，但从建国到80年代初的三十年间，因刀耕火种，毁林240万亩，因工业烧柴毁林54万亩，使森林覆盖面积由1950 年的50%到60%下降到1983年的24%，现仍以每年250公顷的速度在消失。 （注：陈琳、廖鸿志：《云南可持续发展》，1997年版，第84、90页。）由此造成了气候变异、水旱灾害频繁、生物物种减少等恶果。再如内蒙古水土流失面积达2.79亿亩，居全国之首；沙化面积近9万平方公里，并以每年1200万亩的速度继续扩展，至使粮食总产量始终在原有水平上徘徊，难以有新的突破和发展。（注：参见韦剑峰：《民族地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思考》，《民族研究》，1997年第二期。）不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必将弱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是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