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亚的崛起及其影响 近代历史上，东亚就整体而言是一个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地区。自19世纪中叶起，面对西方国家的冲击，该地区只有日本通过强制措施，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以及“文明开化”的旗帜下，摆脱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从一个弱小国家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林，避免了“边缘化”。而东亚其它国家则被无情地卷入了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成为任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和宰割的对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由于缺乏真正的发展，在世界上的地位极为低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和地区，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现代化进程得到快速推进，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战后东亚的崛起有几个具体的表征：首先，在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东亚地区连续不断地兴起了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发展成为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地区；其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东亚地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原来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农业——工业垂直分工变换为工业内部的水平分工；第三，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在当代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领域，东亚地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第四，以中国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在当代世界的文化舞台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以致当代学者在讨论现代化问题时，都不可避免地要正视东亚文化中的现代性，都不得不将东亚文化纳入现代化的视野之中。 关于东亚崛起的原因分析，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国民性等各个方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少见。但是，就文化领域的分析来看，学术界的探究似乎已陷入程式化的局面，一般动辄以大量的事实将东亚文化说成是儒家文化，然后通过东亚现代化的成功这一事实来“验证”儒家文化是能趋向现代化的，换句话说儒家文化中是包含有丰富的“现代性（modernity）”的， 然后进一步对“韦伯命题”作一番修正。儒家文化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东亚的崛起，东亚的崛起在文化方面究竟还受到哪些因素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研讨的。 二 儒家文化能否替代东亚文化 世界整体性的加强，促进了各民族国家的互相联系和相互依赖，同时也加剧了民族间、地域间的竞争，文化竞争就是其中的一种。近代西方在世界竞争中走到了前列，先发实现了现代化，领导了近代世界历史潮流，因此与之相应的西方文化优越论兴起并传播开来。西方殖民者为了掩盖抵消其殖民侵略的恶劣影响，往往就是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号。东亚崛起以后，人们终于又发现了儒家文化在当代现代化潮流中的魅力。经过一番发掘，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的广泛影响可谓尽人皆知，以至世人的心目中形成了“儒家文化即东亚文化”的印象。但是东亚文化能否用“儒家文化”来指称？这恐怕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分析当代东亚崛起的文化背景时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儒家文化在东亚甚至在中国的影响实际上是有阶段性、时代性的，并不能代表东亚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全部。 就中国而言，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家的影响明显地经历了一个弱强弱的转换过程。孔子始创儒家学说时，儒学不过是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在秦始皇时期还遭到了迫害和禁锢。但它很快在中国封建社会沃土上生长发育起来。经两汉的经学化、宗教化和政治化，儒学的影响扩展到封建政治、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学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业已经学化、宗教化和政治化的儒家由于其自身的不足而趋于沉寂，影响缩小，而玄学、佛学却大行其道。至唐代，儒学获得复兴，但无论是从韩愈的“避佛”还是从柳宗元的“统合儒释”等复兴路径来看，儒学独尊地位受到的挑战是显然的。北宋起，儒学发展进入改造旧儒学、建立新儒学以回应释道二家之挑战，抵消浮华之文风的阶段，新儒学应运而生，经宋元明清几朝的发展变迁，新儒学蔚为大观，统治了中国近千年之久，虽经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儒学为统治地位的“中学”在回应“西学”之挑战时，仍能占据主导地位，“中体西用”即是表征之一。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儒学才受到德、赛二潮的猛烈冲击。此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的新文化建设终于彻底摆脱了将儒学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的格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对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文化进行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筛选和改造，建立了融通古今中外所有优秀文化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儒家文化的整体结构遭到了革命性的破坏，再也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形态来发挥它往昔的威力和作用。因此，儒家文化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全部。 就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而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儒学确曾极大地影响到包括朝鲜、日本等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历史发展。早在秦汉时期，儒学即已东传朝鲜，紧接着又从朝鲜传入日本。早期儒学的东传仅限于典籍流传，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对接受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影响极为有限。儒学真正对东亚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是在新儒学发展阶段，如朝鲜，从高丽末年起，随着程朱理学的传播，儒学逐步成为学术界的主导思想并影响到政治等方面，为李朝的建立和统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成为李朝开国、治国的官方哲学；日本也是在13世纪至16世纪末兴起了传播新儒学的热潮，并将儒学日本化，形成了日本的新儒学流派，到17世纪初德川幕府建立，日本化的儒学发展进入全盛期，直至明治维新，儒学在日本的文化、思想、政治社会等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这里要指出的是，儒学东传后对东亚的影响并非自然而然或直接产生，而是通过接受国的主观改造和加工调适后，才适合接受国国情并发生影响的。无论朝鲜或日本，儒学发挥作用和影响最大的时期都是在实现朝鲜化和日本化之后，朝鲜是在李朝时期，日本是在江户时代。朝鲜化和日本化的儒学与中国儒学是有区别的，如在日本，儒学与神道相结合，适应神道，以“和魂汉才”的形式实现了儒学的日本化，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日本化的儒学主张以忠为五伦之首，力主忠孝两全，而中国儒学则是以孝为五伦之第一，强调忠孝难以两全。可见，朝鲜化和日本化的儒学已不是中国原来的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