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其文化源远流长；美国是个历史仅二百年、经济发达的新兴大国，其主导文化为欧洲文化。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因素的不同，中美两国文化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等级观念与人权观念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孟子称：“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中，中国形成了一整套父子、群臣、夫妻的尊卑关系，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谁也不得违背这三纲。儒家伦理对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并构成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违背伦理原则的人将被视为大逆不道，为天下人所不容。《三国演义》的作者之所以贬曹操赞刘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曹操“不忠”、“不守本分”。曹操身为臣子，即“挟天子而令诸侯”，不能“事君以忠”，因而是大逆不道的奸臣；况且，曹操不是刘性家族的成员，却心存操纵刘家汉室的非分之想，必然不能为家族观念甚重的中国人所接受。由此看来，曹操理当受到笔挞。 在中国社会，人与人交往时要受到各自地位和角色的制约，否则就是失礼。例如，下级或晚辈见到上级或长辈时要主动先打招呼；为了表示尊敬，晚辈称呼长辈时多用“您”，下级对上级常以职务相称，如“王科长”、“赵书记”等。交谈时，职位高或年长者常是谈话的主导一方，另一方则要表现出洗耳恭听的谦卑神态。生活中常有这种情形：小孩子见了大人主动叫“叔叔好”、“阿姨好”，大人就夸这小孩“懂礼貌”，不然就是“没礼貌”。中国的绝大多数学校都把“尊敬师长”定为学生守则之一，不守这一规则的学生很可能被视为“思想品质不好”。此外，在出入的先后以及起坐方面，中国人也都遵循一定的规矩。 中国文化的这种较强的等级观念在汉语语言中也有所反映。“汉语中当几个词并列时许多情况下排列顺序不是任意的，一般是按由尊到卑、由主到次、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的”，如“君臣、父子、兄弟、姐妹、师徒、上下、党群、官兵、指战员、男妇老少”等。 与中国文化不同，美国文化是可以用“人权”来夸耀的。人权是作为人应享有的一切权力（包括人身权力和其它民主权力）。美国人极力主张自由平等，认为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都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力。平等观念渗透到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领域，他们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政治等无不体现平等观念，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无不受这种观念的制约。 在美国，父子、师生、不同职位的人并无尊卑之别，在法律上他们的一切权力平等。由于等级和身份观念淡薄，美国文化中人与人交往时较少拘礼。 熟人相见， 不论辈分与地位， 一律以平等的“你好”（Hellow）表示问候。孙辈对祖父母、子女对父母、学生对老师都可直呼其名。 与美国人首次见面， 双方互通姓名之后， 美国人常会说：‘Call me Bill/John……（叫我比尔／约翰’……吧——不含性）。 在美国人看来，这样才显得自然亲切。 受伦理原则的制约和等级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态度谦和、表达委婉。不同辈分和身分的人意见不同时常避免正面冲突和争辩。如果冲撞了长辈或上级，不给对方保留“面子”，就会被人骂作“粗鲁无礼”、“目中无人”。在中国，不顶撞父母的是好孩子，听老师话的是好学生，遵从上级意志的是好同志。表达不同意见时，中国人常婉转地说：“这样做是不是有些欠稳妥？”“或许……更好一些吧？” 美国社会则是另一番情形。美国人在谈话中毫无年龄、辈分之顾虑，彼此意见不同时，常是各持己见，力图说服对方，无所谓“面子”。例如，美国学生在课堂上常与老师争论问题，有些问题提得相当尖锐。美国人认为学生与老师争辩是正常的。若拿中国文化来衡量，这简直是有失体统。美国教师给中国学生上课时，见学生都规规矩矩地坐在下面一言不发，他们反倒觉得不正常了。美国人表达自己观点时常是直言不讳，非常坦率，这在中国人看来不免有些唐突甚至失礼；在介绍自己的能力时，中国人常常自谦，美国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美国人误以为中国人的谦恭是“装假”，认为中国人婉转的表达方式是没有自信心的表现，对中国人捉摸不透的兜圈更是感到莫名其妙。殊不知，这些都是中美文化差异使然。 二、重关爱、重同情与个人主义 如上所说，中国人普遍实践的伦理是儒家伦理，而儒家伦理之中心思想为“仁”。何为仁？论语里樊迟问人，子曰“爱人”，即爱众人。既然人有爱人之责任，又该先爱谁呢？论语上又说：“孝弟，其为人之本与？”（注：《论语·学而》。）“孝弟”，即孝顺父母与敬爱兄长。这就是教导人们，先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再扩而充之，爱别人的父母兄弟，直至爱众人。爱与情密切关联，重爱必重情。因此，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既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注重人与人间的感情。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在等级观念较强的同时，又表现出重关爱、重同情的一面，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