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为主流的儒家思想，自19世纪末西文化的冲激底下，备受部分思想激进分子的怀疑、揶揄甚而全盘否定，在近代历史上萌芽于清末民初，而盛行于五四运动，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更高潮迭起。然而，儒家思想屡经历史严酷的考验，百折不挠，屹立不倒，足见儒家思想于中华民族历史上，地位超然。 若寻根究柢，当溯自先秦，若探索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的关系，则须对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历史作出纵深式回顾。而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方面承继和发展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对回应西方文化冲击及中华现代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故本文拟就此作为历史个案，进一步探讨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 自19世纪末西力东渐，列强一方面将机械及械器制品向中国倾销，另一方面向中国蚕蚀鲸吞，攫夺资源，导致中国国势日蹙。清廷平定太平天国后，容许部分开明疆吏推动洋务革新，然而保守派与革新派知识分子就文化融和与创新问题，争论不休，加上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步伐躁进急激，使模仿西政、西艺的自强运动，陷入徘徊于保守与变革两个极端之间的漩涡之中。 正当失衡跌宕之际，张之洞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力主综合各方舆论，取长补短，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以折衷新旧，融和东西文化而不扰乱固有伦常，在当时形势危阽之秋而言，不失为补弊起废、曲折地继续改革的权宜良策。 当时的推行西化，也就是中国学者所依循的近代化的道路。就晚清这70年间来说，儒家传统思想提供了近代化的基本动力，供给知识分子以接受现代化的道德勇气与理论基础。当时学者根据儒家固有观念择善固执并承认开放革新的必要，从而启蒙国人以现代化观念，并提出儒学为本去掌握及善用西方知识，以创立具有中国儒家思想特色的现代化理论。诚然西方文物提供了启发的触媒，儒学的新内容亦反映清末改革家（以张之洞为个案）思想回应西方文化冲击的潜在深层转变：儒家传统核心思想并不构成对外来思想盲目排拒的根本因素。其次，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观念在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上并无严重冲突，事实上晚清学者是借着儒家学说而展开近代化运动。最后，儒家思想被清末改革知识分子用作融合、吸纳及修正西方思想的原始基础，且藉儒家学说去充实他们的新理论并用作行动指南。 张氏按“中体西用”原则，力保国体国权，同时借用外国技术和资金，以推动工商业现代化，废科举以育专材，以推动教育现代化，为20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和创新奠定不可或缺之社会政治及经济基础。因此，儒家思想在清末改革运动中仍起着重要的主导力量。近人贬视“中学（儒家思想）为体，西学为用”理论和策略为迂腐保守的落伍败笔的看法，实有重新审视与评价的必要。 一 不少史学家批评中国迈向现代化期间（19世纪末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提出不彻底的西化路向，产生“体”与“用”的矛盾，导致思想上混淆与冲击，因而阻碍现代化进程云。这种流行的说法虽反映部分真实，但流于表面观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若要全面考察早期现代化得失，必须将当时中国应付西方挑战的主流思想作深入的分析。 中国史家若不深切反省早期现代化运动中挫败的深层因素而轻率地找“中体西用”论作为事败的代罪羔羊，则现时推行如火如荼的经济现代化运动仍有重蹈覆辙的危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张之洞振兴工业的基础理念。梁启超论述清代学术，给予“中体西用”以时代观念的历史地位，称其“举国以为至言”，意指梁氏所见所闻当时潮流的概念，并非指张之洞为唯一代表，不过张氏确为领导这一思潮的表表者，亦可视为中心人物。当然，“中体西用”论成为晚清学术思潮的一种共通观念，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注：参阅王尔敏：《清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论》及《张之洞与晚清中西调和之思想》，载《晚清政治思想论》，51～71、72～100页，台北，1980。）。 从“中体西用”论的时代特征来看，它无疑具有固本、变通、自强、御侮的自强救亡性质。从《劝学篇》外篇的篇目如“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及其内容来看，张之洞对“西学为用”和“中学为体”的态度同样开明和坚定。张之洞透过“中体西用”论对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自强运动，从概念上赋予基础的理论和肯定，并指出未来方向。早在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李鸿章等创办洋务事业后，“中体西用”隐然成为自强改革者的基本方针，并进而成为整个自强运动的总体战略思想脉络。如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五，第十四页。）李鸿章阐述得更为清楚：“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注：李鸿章：同治四年八月初一奏折，载《洋务运动（四）》，10页；姜铎著：《中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载黄逸烽、姜铎著《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66页。姜铎谓李鸿章是“中体西用”思想的身体力行者。）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动机与仿西智、西械的实践融和在一起，筹建造船厂、枪炮厂为“中体西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验，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以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在甲午战争之后凝聚而成，正值曾、左、李三人推展的自强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后，张氏毫不气馁，虽然陷于冷嘲热讽的低潮中，仍不屈不挠地支援自强运动和振兴工业的事业。此外，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适推广于甲午惨败后的唾骂声中（注：晚清学人调和中西学术的言论，也就是把中西学等量齐观，探求两者之精义，比较二者之长短，以为取资，并使之融合为一种更具价值的新学。当时言论的趋势，倾向于吸收西学而充实中学，取于人而不失自我。光绪二十四年（1898）都察院都事长庆说：“说者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学有本末，不容越俎。要在先中后西，方为通体达用之才，否则中学未通欲讲西学，是犹南辕而北辙，舍本而求末也。”（《戊戌变法档案史料》，311页 ）长庆此说， 可代表当时学者普遍的意见。总结此学说，其口号虽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主旨则仍以自我为中心，乃在用西学扩充中学的内容，增大中学的份量。），刚好为自强运动的改革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并带动振兴工业运动勇闯另一新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