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雄浑的北国和秀丽的江南分别孕育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将这两种文化的差异进行比较，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对于促进南北文化的交流，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是很有必要的。

      最早提出南北文化异质的是《中庸》。在论及“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的不同时，该书作了这样的概括：“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学家庄子和儒学家孟子，也分别论述了南方之学与北方之学的对立。在《天运篇》里，庄子写道：“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在庄子看来，老子是南方学术思想的最高代表，而孔子却尚未“得道”，因此到南方来求教于老子。而孟子在《滕文公·上》中则说：“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他认为，周、孔是北方学术思想的最高代表，孟子的成见很深，以为南方人是尚未开化的“蛮夷”，称之为“南蛮鴃舌之人，未得先王之道”。后来，《北史·文苑传序》中又论及了南北文学家不同的风格倾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谈到南方人与北方人不同的气质：江南之士“轻薄奢淫”，河北之人“斗狠劫杀”。陆法言在《切韵序》中则谈到南北语音的差别：“吴楚则时伤轻贱，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人，梁益则平声似去”。

      古人这些对南北文化差异的论述，充分说明：在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的区分是非常明显的。从哲学思想上看，北方人崇尚的是孔孟的儒家哲学，而南方人崇尚的则是老庄的道家哲学。儒家的精神是现实的，富有道德教化的要素，注重客观现实的条件，追求谨严庄重，具有积极的“人世”态度；而道家的精神则是浪漫的，富有神秘的冥想，自由奔放，看重个人的自我表现，多有消极的“出世”的态度。儒家重视男性的刚强，而道家却推崇女性的温柔，前者是主动的，而后者则是主静的。老子说：“清静为天下正”，“天下之物，常以静胜牡”，“知其雄，守其雌，天下为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这些话都是赞扬女性和婴儿的柔弱和清静的。而儒家则相反，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刚毅木纳近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也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他们赞赏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孔子的处世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觉得不自努力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儒家认为，服务于社会和国家是学者的最终目的，鼓吹“学而优则仕”，孔子就曾经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对现实采取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而道家则不同，老子主张绝弃圣智，忘情寡欲，无为而治，司马迁说他“以自隐世民为务”。庄子也是如此，楚威王曾以千金迎他作宰相，他却拒绝楚使说：“子亟去，无汙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采取的是游戏人间的态度。对于道德修养，儒家主张进行人为的训练和教化，荀子说：“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而道家则主张任其自然发展，“持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对于文章写作，儒家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道家则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注：以上所引儒道两家的话，均见《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

      儒道两家不同的哲学态度，对于北方人和南方人的个人气质、伦理观念、政治准则、思维方式和文化风格等诸方面分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处于儒学发源地的北方人恪守礼法，循规蹈矩，讲究现实；而处于道家发源地的南方人则蔑视礼法，放荡不羁，追求浪漫。北方人聚族而居，落地生根，安土重迁；而南方人则异姓聚集，八方杂处，见异思迁。北方人诚实，南方人精明。北方人温柔敦厚，重礼节，重面子，讲信用，追求亲密和谐，邻里协作，义气当先；而南方人则标新立异，重竞争，重私利，赶时髦，追求自我价值，行为越轨，人情淡薄。北方人和南方人这些不同的气质、观念和思维方式，在各自创造的文化中有着鲜明的表观。在文学创作上：先秦时期，有现实主义的《诗经》与浪漫主义的《楚辞》相对。南北朝时期，既有粗犷豪迈、慷慨激昂、偏重叙事的北朝民歌，如“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涉黄尘下，然后别雄雌”（注：见《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之类，又有委婉含蓄、清新秀丽、偏于抒情的南朝乐府，如“闻欢下扬州，相送楚江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注：见《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之类；即使同是情歌，北方人语言质朴无华，表情坦率直露，如“老女不嫁，踏地呼天”（注：见《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而南方人则语言隐喻双关，表情羞羞答答，如“郎见欲采我，我心欲怀莲”（注：见《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宋词中则有豪放、婉约之分，北有辛弃疾气势恢宏的慷慨悲歌，南有柳三变情意蕴藉的“浅斟低唱”。元代戏曲中有北方杂剧与南方戏文相对，北方杂剧曲调激越高亢，以弦乐为主，而南方戏曲则曲调婉转柔媚，以管乐为主。明清小说，北方多写英雄豪杰，救困扶危，如《水浒传》之类；南方则多写才子佳人，缠绵悱恻，如《红楼梦》之类。总之，北方文学具有阳刚之美，“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而南方文学则具有阴柔之美，“如升初日，如清风，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其如悲”。（注：姚鼐：《复鲁潔非书》，见王彬主编《古代散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130页。）在绘画上，唐代北方有以李思训为代表的北宗工笔画，笔法严谨、注重写实，南方有以王维为代表的南宗山水画，笔法柔婉，注重神韵；宋代有以荆浩为代表的北方派，着重表现大自然的苍古、深奥，又有以董源为代表的南方派，“近视不类物形，远视景物灿然”，着重表现风雨明晦的变化。在书法上，北方尚壮美，以碑取胜，总体风格是粗犷质朴，天姿纵横，不修边幅而自有情趣，“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注：包世臣：《艺舟双楫》卷二。）；南方尚优美，以帖取胜，总体风格是轻盈秀丽，含蓄隽永，宁静柔美，如鸟散萍开，柳舒花放，如“清风出袖，明水入怀”（注：王嗣真：《书后品》。）。在舞蹈上，北方充满英风豪气，如公孙大娘舞剑：“燿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末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注：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见《唐诗选注》，北京出版社1978年9月版，第236页。）；而南方则显得轻逸飘柔，如杨贵妃之舞，“风吹仙袂飘摇举，犹似霓裳羽衣舞”（注：白居易：《长恨歌》，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见《唐诗选注》，北京出版社1978年 9月版，第 428页。）。在民间戏曲上，北方与南方的韵味也各不相同，“南北二调，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画地而知也”。（注：王骥德：《曲律》。）总而言之，北方文化大抵是刚烈的、雄壮的、粗犷的、动态的、有魄力的，而南方文化则大抵是隽永的、秀润的、纤细的、静态的、有神韵的。“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用徐悲鸿先生手书的这幅楹联来概括南北文化的差异，是十分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