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留心，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的文化思潮正经历着一次不小的转折：对古代传统文化的垂询或诘难更多地被置换为对文化现实的深切关注。这一视角的转换一方面标明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鲜明实践特性，另一方面则预示着文化心灵由玄远回归现实的某种成熟——毕竟，面对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文化的现实难题。 一、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 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被一般地描述为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但这里的传统文化指称什么现代文化又指称什么，却是一个有待分梳的前提。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古代文化，却没有发觉传统文化既包含旧传统，也包含新传统，新传统常常更有效地左右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因此，值得一问的问题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传统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受到空前的挑战，打倒“孔家店”之声此起彼伏。到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新的文化理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开始了对古代传统文化“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过程。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我国的社会面貌与思想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文化建设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彻底的改铸，建构起崭新的观念文化、行为文化体系，从而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就是说，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文化的“体”已经不再是古代传统文化而是社会主义文化，这一点不应有所怀疑。 但是，由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63 、137页。）这一是不够清醒，二是不够清楚， 导致我们长期以来只能跟在苏联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后面亦步亦趋。在苏联过份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下，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片面的理解，赋予马克思主义浓重的斗争色彩：“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毛泽东选集》，1376页。）用这样一种偏颇的理解与思想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结果只能造就一种以“斗争”、“专政”、“革命”为特质的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革命文化”的新传统。这一新传统意味着： （一）文化被整合进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从而失去独立的地位； （二）意识形态斗争充当了文化演进的原动力； （三）在方法论上，搞爆破、搞砸烂、搞大批判，用骂倒一切的方法推出新文化新观念； （四）高度刚性，不允许任何不同的文化形态共存。 几十年来，中国文化的现代发生、发展就是在这样一种传统社会主义的强力作用与陶塑下完成的，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既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化，也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同时也不是现代的社会主义文化，而是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其最鲜明的特质是斗争与破坏，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灵魂深处闹革命”。虽然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也曾经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文化不能再沿用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传统模式，提出了由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向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形态转型的问题，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八大的路线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到“文化大革命”时，在反传统的旗号下，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传统性反而膨胀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革命文化”的暴力性从深层上遮蔽了自由自觉文化意识的发生与发展。 历史学家黎澍曾经有一个重要思想：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条件（注：黎澍：《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载《历史研究》，1979（1）。）。其实，封建残余也好，古代传统文化也好，它们之所以阴魂不散，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附着在传统社会主义文化的母体上。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与古代传统文化具有某种内在的同构性，因而古代传统文化被整合进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结构中。在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潮背后，我们不难探查到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家国一体政治观念、重本抑末经济观念、以“礼”为绝对标准的价值观念的历史渊源。因此，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最重要课题，不是清算古代传统文化，而是彻底清算传统社会主义的种种文化观念，或者说，要消灭封建残余，首先必须清除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新传统，从根本上铲除封建残余的现代寓所。80年代以来，虽然“文化热”一热再热，但并没有获得过相应的实践性成果，原因就在于历次文化讨论中存在着一种方法论的偏向：古代传统文化被更多地纳入批判的视野，而对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造就的“革命文化”新传统却视而不见，因而始终未能真正触及现代文化建设的症结所在。改革开放20年来的实践已经表明，相对于与现代化的冲突而言，“革命文化”的新传统比古代传统文化具有更为直接的消极作用。“如果对中国改革的问题进行认真诊断，就会发现中国的主要病症往往不是经济病，而是政治病和社会文化病”（注：单少杰：《中国改革的整体性视角》，载《哲学研究》，1994（11）。），原因即在这里。所以，对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反省与批判不仅是跨世纪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深入进行对古代传统文化反省与批判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