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绚丽的文明之一，特别是其思想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我们要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对待之；吸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以便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一、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化 从尧、舜、禹，到夏朝、殷商王朝，华夏民族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都奉行教育民主精神。那时不是单纯的“一神教”，而是“万有在神论”。即认为天与地最神圣，宇宙万有皆在这神圣之中。那时的中国人，把神圣的价值贯注于太空、山河大地里。而当把神圣的价值贯彻到政治上时，则先是体现在尧、舜、禹的民主精神之中，而后延续到殷商时期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上。但商代末商纣抛弃了古代宗教民主精神，政治上作威作福，生活上荒淫无度，因而导致殷商帝国的危机和古代宗教民主精神的陷落，也造成了商末的宗教危机。 周人灭殷后，把殷人所奉行的宗教精神继承过来，加以改造。周代思想文化的根本特点是伦理政治思想的系统化。周公是周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他倡导道德理性精神，制定周礼并广泛实施。 华夏民族思想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表现为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出现，杰出思想家与学术人才的大量涌现。这是历史的必然。那个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随着更高层次的劳动分工，一大批“劳心者”出现了。那时，东周王朝中央政权削弱、制度崩坏，诸侯各自为政和不断征战，使得一些贵族沦为庶民，又在贵族与庶民之间产生了许多“士”。士掌握着专门的文化知识——六艺。他们的思想与言论有较多的自由，他们是中国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中较早的、基本的成员。当时，各派学者大规模地游说、讲学、论辩。他们倡导思想，在广大范围内传播文化种子，使私学繁盛、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与交流，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学术文化景象。古典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特色已颇为鲜明。 儒家经学在汉代长期显赫，形成汉代儒学之独尊局面。其原因有三：一是专制君主提倡；二是儒家较其他诸子学说更适应汉代社会的需要；三是儒学较之其他诸予学说其思想体系更具包容性。但汉代学术也绝不是儒家经学一家独霸的天下，道家在汉代演变为有宗教信仰内容的黄老道，其后便有道教产生于东汉，这有利于补充儒家。魏晋时玄学成为代表性学术思潮，但当时也是学派众多，不失为各种学说交错互动的时代。佛教原产于印度。两汉之际，佛法入华。随着佛教入华及道教出现，儒、佛、道的对立点以及共同点显现出来了，这就有冲突，也有融合。这种冲突与融合，东汉以来的历代都有表现。 隋、唐时，中国的学者们已倾向于“三教合一”的主张。这种合一当然是指互相吸收对方的思想，三者之间的差异却依然保存。唐代安史之乱以及其后的社会动乱，不仅造成了中古政治经济结构的动摇，而且打破了知识分子原先的人生理想与生活情趣。一部分士大夫对人生与社会重新审视，试图找一条新的人生之路，最重要的是将人生理想的追求方向由外在的转为向内的意向。这样，实现人格自我完善的“内圣”之学突现出来，有人在孟子之学中找到了钥匙，有人在佛教中找到钥匙，于是便有儒学与佛教禅学的携手。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对佛教禅学的接受，表现出的是巨大的独立性、自主性，并强烈地影响了禅学的面貌。 北宋中期出现的理学，是封建社会中儒、道、教融合的新形态，被称为新儒学，亦称之为宋明理学。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甚大。从思想史内在的理路看，宋明理学不管哪一派，最后都是讲“内圣”之境的。内圣，是宋明理学主导的价值目标，称理学为“心性之学”也有这方面因素。相对于原始儒学而言，宋明理学对内在心性的完善，确实予以了更多的关注。 明清之际，诸儒在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时，几乎都认为，“内圣”压倒“外王”的理学价值定势，造成了人们空谈心性、不求务实，这是明亡的重要原因。于是，从后世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便意味着超越“心性之论”而确立“经世之功”价值观的开始。这成为明清之际汉族学者的要求。明末清初经学回潮，主要代表人物有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章学诚等。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向传统儒学的回归当然绝非仅仅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从价值观的演进看，它的真正意蕴在于价值重心和目标的转换。如，王失之强调“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顾炎武强调“综当代之务”，其实质是一反虚浮旧辙，把“博学于文”与社会现实所需要的“崇实致用”结合起来，肯定内在仁义与外在事功的统一。这虽没有触及问题的症结，但这些说法确有振聋发馈的作用。它表明，在明清之际，有些知识分子更加重视实学，价值中心转向事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回顾汉代以来的思想文化进程，可以看出，儒、道、佛的冲突与融合，推进了中国多民族文化的进步。儒学产生时就以继承民族文化为已任，而后历代儒家思想都注意追寻民族文化的“根”。道教也寻找民族文化之“根”——道。佛教从高远处向世俗社会逼近，它的本体论哲学以及人生意义的繁富思辩、它的心性学说，对中国文化来说，无疑是需要的，因而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应当说，儒、道、佛的超越世界的价值目标，在一定时期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的理想的价值目标，是有其必然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