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阿拉伯教育、文化、科学组织（简称ALESCO）和突尼斯文化部的联合邀请，我于1997年11月17～21日到突尼斯参加了“阿拉伯文化与其他文化对话国际研讨会”。会议有3个主要议题：1.阿拉伯文化与亚、非、拉美第三世界文化。2.阿拉伯文化与西方文化。3.在世界新秩序中，阿拉伯与世界其他地区政治对话和经济交流的前景。参加会议的是来自世界5大洲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他们每人都提交了论文，其中有16 人向大会宣读了论文。与会期间，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辩论。 来自西班牙王室的玛丽娅·蒂丽莎·帕尔玛公主的论文《亨廷顿观点剖析》，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逐一进行分析、批判。帕尔玛公主认为当今世界正向政治多极化、经济多样化、文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各国家、各民族都根据各自的特点和状况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向现代化迈进并不意味着西化，或溶于西方文化中。语言的多样化和信仰的多样化（无神论、有神论、一神论、多神论等），形成了多样化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也构成了当今世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从而造成了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的多样化，这是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显著特点，所以，各种文化应加强交流、对话和了解，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使各种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中都占据应有的地位，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而决不应该像亨廷顿主张的那样，人为地树立“新的敌手”，人为地扩大各种文化的矛盾，导致敌意和冲突，这是政治霸权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反映。帕尔玛公主说，她与亨廷顿家庭关系很好，他们是好朋友，但决不苟同他的观点。帕尔玛公主还说，亨廷顿关于伊斯兰教的看法和判断是草率的，错误的，是偏见的产物，世界新秩序应当是平等的，公正的，应彼此尊重，求同存异。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政治学教授纳西尔·阿鲁里就《全球主义及其对阿拉伯世界和南部地区的影响》一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目前全球主义在西方甚嚣尘上，其实是美国霸权主义在冷战阶段结束后的代名词，是“国际分工论”的死灰复燃，目的是在“经济分工全球化”、“商品流通全球化”等口号掩护下，国际垄断资本为使剥削和掠夺第三世界的行为国际化、合法化，通过商品流通国际化向各国各地区生产领域渗透，以垄断和控制这些生产手段和生产资料，限制、阻挠阿拉伯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南半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此外，与会者还对阿拉伯文化、地中海文化在世界文化和区域性文化中的地位与特点进行了讨论。阿拉伯文化对非洲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发展都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埃及阿拉伯研究中心希尔米·夏拉维教授的论文《阿拉伯文化与非洲文化》与开罗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穆斯塔法·卡米尔·赛义德教授的论文《阿拉伯国家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化对话》集中阐述了这一问题。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属第三世界。这些国家在经历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之后，都曾面临着发展经济和复兴民族文化的任务，其中有曲折，有挫折，也有反复，当前世界的南北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贫富悬殊也在加大，而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蚀也日趋严重。因此这些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应该加强对话，增进了解，发展民族教育，把政治热情转化为发展经济的动力，同时加速国内民主化进程，缓解国内矛盾，加强各社会阶层的团结，否则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是一句空话。 与会者认为，地中海区域不大，但地中海南北两岸、东西两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状看，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法国中东问题专家杰·保罗·查诺鲁教授的《阿拉伯—欧洲关系的变化与前途》与土耳其大学埃麦尔·凯法丽教授的《地中海文化对土耳其现代文学的影响》等论文论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地中海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相比很小，但地中海区域的发展条件具有优势，历史上这一地区一直是各种政治、文化、宗教、思想矛盾的焦点和冲突的核心，是兵家必争之地，今天这些矛盾依然突出，并形成一个显著特点，即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宗教的多样化，这可认作是当今世界多样化构架的一个缩影。他们认为，如果地中海区域各国能够友善对话，和平相处，不再诉诸武力，世界也就不会再发生战争，世界矛盾起码可以解决一大半。 阿拉伯海外侨民文学，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洲的阿拉伯侨民文学，是阿拉伯现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智利塞尔戈·马西亚斯教授的论文《智利文学中的阿拉伯侨民文学》，特别阐述了南美洲的阿拉伯侨民文学与中世纪安达卢西亚阿拉伯文学的渊源关系。经过长期沉默后，当前智利出现了一批阿拉伯侨民文学作家，他们的文学作品反映出他们对自己阿拉伯属性的自豪。在智利还有一些作家，他们虽然不是阿拉伯人后裔，但他们创作的主题与阿拉伯文学、历史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方面说明阿拉伯侨民在南美洲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阿拉伯侨民对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眷恋和热爱。 来自日本的黎巴嫩客座教授麦斯欧迪·塔希尔介绍了阿拉伯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交流情况。他认为以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为代表的阿拉伯现代化运动比日本明治天皇（1852～1912）的维新运动早好多年，日本人也曾研究过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运动，学到了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日本现代化运动成功了，而埃及的现代化运动半途而废，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吸取，目前阿拉伯国家与日本经贸关系空前活跃，日本产品充斥阿拉伯世界，而文化交流却显得冷清得多。 笔者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中国文化·阿拉伯——研究与比较》，可能由于大家对中国的兴趣浓厚，论文宣读后，讨论气氛十分热烈，提出了许多问题，他们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十分敬佩，对中国当前的迅速发展高度赞扬，特别是对中国近50年来阿拉伯语言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各有特色，是世界文明发展中两大主流。季羡林先生曾说：“在世界上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的文化只有4个：中国文化体系、 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罗马开始的西欧文化体系。”（注：摘自季羡林《东方文化史话》。）中国历史若从夏商算起，至今已有5千多年的历史，孔子为承上启下之人， 中国古代文明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易经》、《尚书》、《春秋》、《诗经》、《礼记》等，加上《论语》，形成了2000多年来中国正统文化的基石，这一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它的成熟性，它既是孔子以前2000年中国人民劳动、生活和智慧的结晶，也是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各种思想学派的争鸣和各诸侯国战争经验的总结。据史书记载，当时黄河流域有大小诸侯国460 多个，数百年间发生了无数次战争，这些冲突和战争、兼并和分裂促进了彼此的接触和沟通，也促进了统一和中央集权意识的产生和增长，只有统一和集权才能实现安定和繁荣。因此，民族团结、国土完整和中央政权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核心，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中国地处大洲之隅，周围是高山大海，它既有助于统一和集权意识的形成，也有助于偏安和闭关思想的产生。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是和平文化。中国以农立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历史上谁偏离了这个根本，谁就要受到惩罚。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内只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对外只有防范之意，无扩张掠夺之心。和平安定，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既是中国人的经济原则，也是他们的文化原则。“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侵略性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和平主义影响使它的向外扩张受到约束。他们很少用武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被征服民族。但是，却把同化被征服民族，使之成为他们的高级伦理制度的受益者当作自己的天职。”（注：《世界文明史》中文版第一卷173页。 [美]爱德华·伯恩斯等编，罗经国等译，1987年商务印书馆版。）中国文化是磁性文化、韧性文化，是一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同化力、承受力和包容力的宽松文化。它对外传播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渗透力极强；接受外来文化“海纳百川”，具有无穷包涵力和消化力。它对于历史上许多外来宗教思想和文化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范文澜先生说：“汉族本身不曾在巫教基础上制造出一个普遍流行的宗教，许多外来宗教的陆续传入和佛教的一时盛行，也都不曾取得独尊的地位。一切宗教不能生出深根来，应归功于史官文化，因为它含有抵抗（虽然是不彻底的）宗教的因素。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体是儒学，儒学创始人孔子，教人专重人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未生，焉知死！’。不谈鬼神和死后事，是孔子也是儒学对鬼神的基本态度，所以在儒学的思想体系里，鬼神不可能取得重要地位，更不可能取得主导地位。宗教得以兴盛的必要条件，首先是对鬼神（一神或多神）有绝对的信仰，而儒学对鬼神则是怀疑，敬而远之，这就形成汉族（中国）历史允许各宗教并存，既不完全信奉也不彻底排斥，从不发生所谓宗教战争的特殊现象。”（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237～238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