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断想

      文明的创造与陨落

      人类社会的进程，宛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在两岸撞击、冲积、漫溢，产生了无数各具形态的文明遗产。从斯芬克斯狡诘而神秘的笑容到覆压300余里的阿房宫，从万里长城到巴特农神庙， 文明的积淀如恒河沙数，或以物质形态或以信息形态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步履，体现了一种过程的连续性。在斗转星移的变迁中，历史文化遗产由于自然力等因素的破坏，真正能以实物形态呈现于世人的为数不多，而且越古老越稀有。在对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的各种因素中，更彻底最令人痛心的因素当是来自文明的创造者本身。战乱年代，无情的战火摧残了大量的地上文物，其剧烈程度远超自然力。经济发展时期，因为建设的需要，同样有大量的文物被拆毁、改造、搬迁、湮灭。甚至可以说，和平年代对文化遗产的不当处理造成的影响更深。日本千叶大学教授水原启吉总结了日本的文物古迹在近代所遭到的4次大劫难后认为：第4次即50年代以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规模缺乏长远计划和文物意识的建设，不但毁坏了文物而且破坏了历史环境，造成万劫不复的不良后果。其破坏程度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往往把曲折与重复这种可逆的过程展示给人们。著名的古建筑专家、我国建筑文物保护的先驱梁思成教授，是位对世界和新中国文物保护都有杰出贡献的学者。梁先生对北京古城曾有过极具前瞻性、系统而切合实际的保护、修建计划。也是这位老先生，当1959年北京长39.7公里的古城墙将被拆毁之际，多方奔走疾呼，力陈拆墙之弊，但最终未能使这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幸免于斯。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方或者西方，这种现象都发生或者曾经发生过，这是必然的抑或是可以避免的呢？

      历史文化是一种精神环境

      从社会发展的整体看，历史文化是一种不断的积累，它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民族的一面精神旗帜。历史文化遗产的积累形成了一种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精神环境。如果破坏了这个环境来求得经济或其他某些方面的发展，事实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以环境的恶化来换取发展。历史文化环境是不可替代的，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备受青睐的当代，这个问题已引起各国的普遍重视。

      历史文化环境的核心是历史文化名城。它是“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它们大多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集中体现了各个时期、各个地区、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艺术形象，是民族的魂魄与魅力之所在。只有这么看才能解释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贫穷的波兰人民要在一片废墟瓦砾中按照被毁前华沙旧城的原样重建华沙，美国要花巨资历经数年把威廉斯堡恢复到独立战争前的模样。

      我国是在1982年公布首批24 个历史文化名城的， 连第二批公布的38个名城，一共才62个。这62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文物的重中之重。诸如泉州古城，它历经先民1000多年的建设，以其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独具特色的沿海民居、“八卦”网络的排水工程、讲求风水地理和科学性的城建系统与灿若繁星的历史名人、丰富多姿的民俗风情、异彩纷呈的戏曲艺术等共同构成了享誉世界的闽南文化。保护这座古城是在继承泉人风骨，是在保护泉州这面历史文化旗帜，更是在保护泉州赖以发展的精神环境。

      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城市现代化进程步伐加快的时期，由于城市急剧膨胀，城市人口密度不断扩大，古城区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居住质量下降，要求城市居住、工作、交通、游憩功能加强即对旧城进行改造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古城进行了大规模拆迁、改造，没有规划或者不执行规划，杂乱无章的挖、填、拓，使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古迹、原有生态系统尤其是地下文物和文物环境遭受毁灭性的破坏。现代化进程的实践表明，文化名城的保护无疑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难中之难。

      这样，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文物保护和旧城改造、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物质生活环境的营造和精神生活环境的保护就构成难以调和的柔性矛盾。这些矛盾，因为解决的“度”难以把握而困扰着决策者们，也困扰着社会各界。在这种情况下，决策的天平倾向哪边最终将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从城市的功能定位、规划到文物保护、城区改造，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都是对名城意识、法律观念的考验。

      加强文物法规观念和文物意识的培植

      当文明的列车驶进本世纪60年代的站台后，一个现象已普遍为各国所正视：当经济以较高速度发展的时候，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经济建设，一切让路于物质生产而破坏冷落了文化遗产，俟物质生活改善后，随着文化水平提高、价值观念改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而开始重视文物的时候，已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无可奈何了。因而自60年代以来，尤其是鉴于经历了二战毁灭性的破坏和战后大规模恢复重建而造成的对文物的灾难性影响，各国纷纷成立各种官方非官方的机构和组织，投入巨资开始了世纪性的文物保护。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加强立法和执法。《威尼斯宪章》、《保护世界文化和天然遗产》公约和《马丘比丘宪章》都是在这个时期制定的。在各国法律、政令和世界公约的规范下，许多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诸如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意大利的威尼斯、美国的威廉斯堡、日本的奈良、埃及的开罗、中国的西安等世界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凡尔赛宫、亚琛大教堂、奥斯威辛这样的重要文物得到了良好的保护。